《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存稿：朱伟明自选集》：
这里，孔尚任所谓的“不奇”，是指人物、情节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没有离奇变幻的色彩；所谓的“奇”，则是指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凡俗的深刻意义。在孔尚任看来，被人鄙焉、轻焉，视为不足道的桃花扇故事，之所以值得传写，就在于它在平凡的生活事件中，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那里的妓女、荡子、游客，既是普通的人，又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斗争中的成员。桃花扇上的血痕，不仅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特殊遭遇，同时也和权奸余孽兴风作浪、“帝基不存”的特定历史内容联系在一起。“桃花扇底系南朝”，此即所谓“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孔尚任从生活现象的自然形态中，发现了它们与历史的联系，从偶然的生活际遇中，看到了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不仅把被人鄙之、轻之，视为不足道之事引入传奇创作，而且尤其强调从这些不奇之事中发现不寻常的意义。他提醒剧作家不但要注意生活中的“奇事”，还要善于从那些“不奇”之事中，提炼出“奇”的内容来，从而为戏曲创作开辟出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奇而奇”传奇观的提出，是孔尚任对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重要贡献。它既是对“非奇不传”的传统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对清初进步戏剧家成功创作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戏剧理论在创作思想方面的新成就，同时也体现了清代初年人们审美心理的更高层次的变化。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奇”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曾提出“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庄子·外篇·知北游》）。把“神奇”视为肯定和赞美的对象。汉人王充更进一步提出“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王充《论衡·超奇篇》）。在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奇”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在诗论、文论、画论等各个方面。其内涵也十分灵活。《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谓“新奇者，摈古竞今”，既是指内容而言，同时也包括了形式；而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对杜牧关于李贺论述的评价“状长吉之奇甚尽”则是指诗人的创作个性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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