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其他物种，人类依靠父母生存的时间最长。尽管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能在出生几周或几个月之后脱离父母独立生存，人类却需要至少5年。正因为如此，人类自出生起就一直努力迎合自己的养育者，期盼赢得他们的关爱并获得其他物质方面的满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可能面临死亡，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孩子努力获取父母关注，并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无限维护。我将这种普遍趋势称为“后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OffspringStockholmSyndrome）。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消极，但它不过是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一方面而已。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场银行抢劫案中，受劫持的人质对绑匪产生了同情，还认同了绑匪的许多观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由此出现并得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理性的求生策略。绑匪一旦与人质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并将人质视作与他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类，他们撕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人质也更有可能活下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媒体继承人帕蒂·赫斯特（PattiHearst），她甚至加入了绑架她的恐怖组织，并成为他们的信徒。她也因此得以幸存。但是，她的行为并非以求生为目的的求生妙法，而是真正认同了恐怖组织的做法，就如同子女对父母的认同。
子女幼年时期受到父母的完全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竭尽所能迎合父母喜好的做法就完全合乎情理。如同那些人质，子女也会采纳“绑匪”的意见。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不愿意这样想，子女实际上冒着被父母宣判死刑的风险。
大多数父母为了能够让孩子得到最好的环境而竭尽所能，随时准备将自己放到次要的位置，或者至少感觉在自我需要和孩子需要之间苦苦挣扎。然而对于父母来说，年幼的孩子的确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在婴幼儿时期，孩子完全依赖他人照料，自己不会动，不会吃饭，也无法自我舒缓，这种过度的依赖也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强烈不安以及对迎合父母的迫切需要。
因此，多数母亲（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有时难免会觉得这些折磨难以忍受。由于这样的压力，一半母亲在孩子一岁之前都真的幻想过自己在某些时候会杀掉孩子（事实上，可能几乎所有父母都有过类似想法，尽管只是一闪念）。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一天24小时连轴转的强度实在太大，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必须有个了结”的情况。
照料过年幼儿童的人都会明白，这项工作不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让人筋疲力尽。你会睡眠不足、丧失自主，甚至会感觉自己逐渐过时，与文明社会脱节。由于当今社会过度分化，很多母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感觉分裂孤立、与世隔绝以及自己不是社会的一员。这样看来，她们普遍患上抑郁症或表现得怒气冲冲也就不足为奇了。绝望加上易怒造成的周期性情绪爆发，会让她们的情绪发展为极端痛苦或无节制的暴怒，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发展为精神崩溃。这样说来，诸如在短短一周内，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两个婴儿被照料者杀害之类的新闻，以及一岁之前的婴儿最容易被杀害这一事实就没有那么令人奇怪了。
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既不可思议又太过可悲。然而，子女变得与父母相像的主要原因就是年幼儿童对父母的全然依赖性。而这种情况对养育者精神造成的威胁，有时会导致他们伤害孩子。子女必须千方百计地赢得父母关注，同时获得生存资料以满足自身需要，否则就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对于子女来说，想要获取父母赞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复制他们的所作所为。
三种行为机制——言传、身教、身份认同
言传
实际上，父母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教育子女什么是“正确”的言行方式。最初，养育者掌控着婴幼儿的一切事宜。当儿童到了懂事的年龄，父母就会教导他们吃喝拉撒睡的正确方式和正确时间，同时教育他们应该如何回应成年人。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父母会对他们的某些言行大加鼓励，而对其他言行大加抵制。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取悦父母，如何避免令父母失望，并学会对父母的话全然照办。举例说，我在写作时会冲孩子们大喊，让他们不要打扰我，而其他时候我会鼓励他们保持活泼好动的性格，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最终结果就是，为了获得父母的赞许，他们会对这些品质十分重视（同时也满怀希望，因为他们能够乐在其中）。同样地，有时我和妻子都会表现得十分争强好胜，我们尽管没有特意教孩子这样做，却会在不经意间将这种习惯教给他们。我不断激励儿子进行短跑训练，对他进行指导，因为他很想在足球比赛中比其他队员踢得更好（当然了，我也希望他能比别人更优秀）。我曾经直接对他说：“打败所有人吧！”孩子们性格的养成，不论积极还是消极的一面，都会受到父母教育的直接影响，包括良好的日常习惯、组织性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心态，以及那些不良的习惯和态度。
身教
不同于父母的主动教导，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认真学习父母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模仿。在我的女儿6个月大时，我每天清晨会做瑜伽，用鼻子不断快速呼气吸气，发出很重的鼻音。她看到后居然模仿起这种抽鼻子呼气吸气的声音，这让我们感到既惊讶又好笑。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会不断模仿这种小细节，不论在行为上还是在语言上。在本书开篇我和儿子的那段对话中，他提问时会说“为何？”——这是我提问时偶尔会用到的语言。当然了，他们也会模仿父母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行为模式，包括守时、好斗及消极情绪。
虽然我会培养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教他们学会充满创造力，但我仍要承认自己有时也是一个不那么道德的坏榜样。举例来说，我开车时多少会对交通规则疏忽大意，比如不系安全带、超速，有时甚至在开车时打电话。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源于我的父亲，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年我7岁，父亲开车送我们上学，因为想抄近路，便违法地选择了一条伦敦的私用公路，而车在那条路上抛锚了。这种身教式的习惯在我们的家族中世代相传。天啊，我都担心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会习得我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然而，有趣的是，看多了我的违规行为，他们自己开车时却表现得完全相反，竭力避免做出这种违法行为，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会结合我妻子截然不同的做法——她绝对算得上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司机。从这件事中我们能够发现,家庭动力结构，也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模式，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巨大。
作为父母，我们言传与身教的内容几乎永远不一样：“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举例来说，大多数父母会教育孩子说谎是错误的，然而，有时孩子去接电话，而我们恰好不想与打电话的人交谈时，就可能奋力摆手示意孩子，让他们告诉对方我们现在不在。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孩子们明白凡事总有例外，规则也可以被打破，我们有时会口不对心，而信息也有混杂的时候。
就父母双方而言，他们的观点产生分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例如饮食健康、孩子们看电视的时间，以及我们家的例子——交通规则问题。父母会做出不同的示范，然后孩子们会以如何做能够吸引父母注意和关爱为标准，对这些不同示范进行筛选并做出最终选择。
有时孩子们甚至会完全复制父母的某些行为，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基因造成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我的儿子绝对没有遗传让他说“为何”这句话的基因。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父母的个人风格、性格特征及行为模式。作为刻苦勤勉的好学生，他们敏锐无比。有时，我的孩子们在指明我的失误时，尖锐得让人逃无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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