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骚》中，虚、实、刚、柔的互相制衡，主要是通过婉转兴寄来实现的，故再三强调词体之妙，在擅用寄兴，以轻婉的体制，成就厚实的意蕴；《庄》、《骚》虽有万变，而不离其正宗，故虚、实、刚、柔互相制衡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其合于温柔敦厚的正宗，而不流于粗俗、柔靡的变调：“词要恰好，粗不得，纤不得，硬不得，软不得。不然非伧父即儿女矣。”
总之，刘熙载实际上采取的是立“纵”尊“横”的正变立场：依据其心目中的纵向正宗标准，先在前人选定的横向正体源始中，选定李白词为正始，以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然后，再在李白词中'选定最能维护纵向正宗的声情悲壮特征为正体特征。这种正变立场，首先考虑的是纵向正宗的宏雅，然后才兼顾横向体制的温柔，因此，能最大限度的振起词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词体温柔和平的体制，有助于矫正当时浮靡、粗豪、失真的诸种词弊。而人品决定文品之论，更能洞见根本，超越前人泥古不化的文体尊卑说，为推尊词曲等后起文体奠定理论基础；然而，在词体特征的把握及体势的运用上却是存在缺陷的：词体的温柔与雅正诗源的温柔同中有异，词体能自成一家，正因其独具比诗源更为细美香弱，感发柔情的体态，一味强求其归复肃穆典雅的温柔。必不能尽显其体制之妙。
三阴阳正变说与历代名家词源流
刘熙载的词体源流论及价值论均是以正变论为依托的，在论诗时自矜于其独创的性情阴阳施受之论，以阳为“正”，阴为“变”。论词也移用此论，认为“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如奇正……之类是已。”“相摩相荡”语出《周易，系辞上》的“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正义》释云：“刚柔共相切摩，更递变化也”，可见，刘熙载认为词的关键在阴阳调和，刚柔相济，故《词概》云：“词有阴阳，阴者采而匿，阳者疏而亮，本此以等诸家之词，莫之能外。”“桓大司马之声雌，以故不如刘越石。岂惟声有雌雄哉？意趣气味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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