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首先思考自己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即将讲述的“中国现代诗歌”也是如此，在真正进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思考与讲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在于：为什么是中国现代诗歌？为什么有要研讨它的必要，中国现代诗歌带给我们的意义何在？<br>我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br>首先，中国现代诗歌牵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乃至我们整个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自我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环节，其发生发展影响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对于一位中文系的学生而言，虽然我们可以有多种文体的选择，并不一定将诗歌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但是却有必要对现代诗歌的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因为新诗的很多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文体本身，甚至超出了文学，涉及到现代文化发展范围之内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br>这，也是由诗歌的文体特点所决定的。<br>一、“不学诗，无以言”<br>无论是用什么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只要是对语言形式展开研究，或对某些国家的文学批评或诗歌批评进行梳理，大家所都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文学的几种文体中，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达到最紧密的结合的是诗歌。随便翻开文学史，我们都可以发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关于诗歌的论述实际上谈的是思维，谈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本身。即使不用那些专门的诗歌研究者所使用的溢美之词，也能够发现这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诗与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的联系非常切近而紧密。“不学诗，无以言。” 这是孔子的名言；“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这是T?艾略特的著名判断。 中外古今的哲人显然对此有高度的共识。<br>略作一些比较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比如说，我们通常把文学的分为“抒情文体”和“叙事文体”，叙事的如戏剧、小说，大家都比较喜欢看小说，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可以看小说，也可以接近小说中的世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小说”不直接带给读者一个关于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的挑战性的追问。小说带来的首先是虚拟世界，一个人造的世界，一个图像加以描绘的世界与人生图景，这是它首先能够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并不是直接接受人生的什么理念，不是直接认可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主张，更不直接叹服于语言的精致、语言的韵味节奏。我们直接感受到的还是那样一个“人造的世界”，随着阅读，我们自然而然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之中，与其中的人接触，了解他们的命运，我们甚至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小说对读者不具有这样的吸引力，那么这小说肯定就是蹩脚的小说，这小说家也是个蹩脚的小说家。一个小说家首先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1980到19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朔的小说和他参与的电视剧，都很“火”，很吸引人，当然原因种种，但对大众接受者而言，首先就是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们知道，中国1980年代某些的叙事文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吸引不了人，虽然好像充满了各种“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但很多作家却缺乏了（或者说忽略了）一个基本功——讲故事的基本功。今天的一些电视剧收视率不高，也是因为其中的故事没有吸引力。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常常有别样的吸引力？虽然我们一直在警惕和批判“好莱坞文化”中的“美国霸权”，但好莱坞电影叙事依然对现代观众充满魅力，因为它可以把自己的理念、态度、精神等等非常巧妙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这可以说就是美国文化的“主流话语”或者“主旋律话语”，然而抓住了叙事的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并不为“受教育者”所反感。最近几年热播的美国ABC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Lost》，SYFY电视台播出的号称电视剧史上最长的连续剧《星际之门》，我们不得不佩服编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讲述能力，据说在拍摄前连演员都不知道下一集的情节，真可谓是挖空心思，叙事作品制造这么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就极大地吸引了自己的接受者。就像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作家自己说：“我常常用这样一句话说明我的计划，‘一代就是四五千突出的人物扮演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我的著作。” <br>抒情文学显然有别于叙事文学。例如，诗歌和小说的不同在于，它不必借助一个人造的世界，虽然诗也有叙事诗，但最代表诗歌特点的是抒情诗。读诗歌不必像读小说那样，需要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之后才开始体会到作者的喜怒哀乐，诗歌不必依赖这样的一个中间环节。那么，省略了这个中间环节，诗歌是通过什么来与读者直接对话呢？能够牵引读者的情绪、拨动读者的灵魂颤动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首诗，就是“简单”的词语和词语的组合，诗歌就是通过最简洁、最单纯、最少杂质的词语连接关系来勾动心灵的内部情绪，引发灵魂的颤动。可以说，诗歌只剩下了语言，也只依赖语言本身！它天然地直接诉诸你的灵魂，倾注到你情感的波浪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可以直接表达对文化的感受，这是一种最“经济”、最直接的表达，而不必通过别的中介。<br>同时，这种“直接”传达，又与我们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有着某种应合关系。<br>诗有它内在的韵律，有它的“灵魂”。什么是韵律？可能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表述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发展了一套关于诗的音韵节律的系统形式，比如五言七言律诗，西方诗歌也有过一定的形式，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十四行诗。这些形式是外在可见的。到了近现代，中西方都发展起了自由诗，这时就弱化了外在的严格形式。但是，抛开了格律的外在形式，你依然会发现，即使是最自由的诗，其内在也有韵律性的因素，和散文是不一样的。<br>西方在象征主义时期开始探讨“纯诗”，探讨诗和散文的区别，这种探讨跟以前差异就是它不再注重外在的形式，转而注重内在的形式，从而也走向了深刻。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的诗学就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特征，“通灵人”的称号指向的是人心深处的最神秘的部分。当然，人类的所谓神秘体验也是十分丰富复杂的。大到整个宇宙的存在、星球的存在，小到个人、动物甚至微生物的存在，这些生命现象本身，及其存在的终极意义都具有某种神秘性。恰恰是诗，能够与人的最神秘的那一部分体验契合，成为这种体验的呈现。韵律其实就是一种具有神秘意味的体验。任意生物生命的存在都是有节奏的。人自己有呼吸有脉搏，这就是韵律；作为人生命的更小的组成部分，构成肌体的细胞乃至更微观的原子、电子等也都是有其运动节奏。往大说，整个地球也是如此，地球表面的大海潮汐有规律，有节奏，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行也是有规律有节奏的。如此种种，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对节奏会有那样的敏感，当一首音乐响起，我们有时就会莫名地激动，尤其是音乐的节奏与听众的心智结构形成有种契合的时候，那种适应感和舒适感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今天音乐被开发出来应用到各种用途，包括治病，胎教等等，这一切都超越了人类文明已知的理性形式，直接以非理性的方式与人类建立起沟通。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不怎么会欣赏音乐，就是因为排斥了节奏韵律自己的意义，仅仅把音乐当成小说情节的意义来解读，当一段激昂的音乐响起，就联系到阶级斗争的风暴，革命者和反革命在进行斗争之类，我们似乎不会感悟到与生命的更深层的联系。体验，舞蹈也是一种节奏的体现，通过身体的变幻运动来体现节奏韵律。不会欣赏舞蹈的人，大概就难以为舞蹈所体现的生命内部运动和情绪而激动，只是一味为演员的“高难度”动作而鼓掌。过去我们在剧场看舞蹈，总是习惯在演员劈腿时全场起立叫好，根本不管舞蹈真正要表现的情绪和韵律！<br>生命这种韵律节奏的存在形式和意义也是诗的所要追求和呈现的。诗的“意义”不仅在于主题内容，也在于节奏和韵律。通过这样的节奏和韵律，诗歌抵达了我们灵魂深处最幽微的地带，又因为这样的“幽微”在一个微妙的层次上联通了民族文化、民族思维的深层。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凡研究文学的学者，无论以何种文体为对象，一旦抵达了一定的深度，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诗学”之中，他需要有诗的思维，诗的敏感。有解读诗的能力，才能解读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个生命。所以西方从古代开始，就把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那部分理论称为诗学，与哲学相联系。后来又有了所谓“小说的诗学”、“戏剧的诗学”等等，其实就是对小说、戏剧中最形而上部分的探讨。这就是诗跨越文体的意义。今天我们讲述诗歌、研究诗歌，除了诗本身，还有“诗之外”的意义，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即使不专门研究诗歌，也不能回避诗歌去研究其他文体，如果研究者是在排斥诗、读不懂诗的前提下去研究小说，那这种研究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样文学接受能力和感知能力就大可怀疑了。<br>同样，现代诗歌也牵动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若干关键环节，尤其涉及了新文学和新文化发展的几个最富有争议的部分。一是五四时期，二是九十年代后中国学术的重大争论。“五四”这一段涉及到白话文运动，以白话诗为起点，因为白话诗的争论而引起了对整个白话文运动的争论。人们在争论：究竟白话诗、白话文是给了中国文学一次机会，还是割裂了中国文学传统？这个问题在“五四”的当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到现在也还在争论，像这样由“白话诗”引起的讨论实际上与现代文学的根基都有了很大的关系。现在有的观点认为五四割裂了传统的根，用了最简陋最粗浅的语言来建构文学，表达人生感受，而不是像古典文学语言那样精炼，言有尽而意无穷，富有内涵和文化背景，而且在这背后还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文化霸权，是西方人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了我们。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现代文学，那现代文学的发生本身就是历史的错误，就不具备了任何的历史合理性，现代文学或许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台湾在很长时期就没有现代文学这门课，绝大多数学校的文学课都是学到晚清就结束了。这样一来，就从逻辑上动摇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根基。由此可见，如何评价现代文学中的现代诗歌实在重要。<br>另一个时期是1990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的讨论又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仍然是讨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不是做过头了，“五四”的白话文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一次发起挑战的是新诗阵营内部的重要人物，“中国新诗派”诗人、评论家郑敏教授，她在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在文章中，郑敏教授劈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中国，在二十世纪没能出现一个李白、杜甫，我们二十世纪的李白在哪里？杜甫在哪里？她认为五四的路走错了，胡适抛弃了传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了传统，白话文白话诗万劫不复。 这种思潮与国学的复兴，新儒学的复兴相呼应。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倡读经，建私塾，祭孔，重新宣扬传统文化，他们的共同结论就是：五四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说法是，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是同样一种逻辑的产物——五四要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孔老二，这都是一致的，而白话文运动恰恰是始作俑者。<br>如果我们绕开了现代诗歌存在与发展的事实，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这都是涉及中国文化的大问题。理解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有助于回答这一类的大问题。<br>中国现代诗歌与现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关键性环节的紧密联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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