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先秦至近代赋一直是很兴盛的文体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这是说一代有一代文学的特色。一般认为赋只有汉代的好,甚至有的人误认为赋是汉代才有的,或以为后代虽然也有人写,但数量不多,水平也不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从先秦至近代,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有大量作品,而且代有名作,名家辈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
先秦是赋的孕育与形成期,至战国之末,已各体具备。赋有骚赋、文赋、诗体赋与俗赋四种体式。大体说来,骚赋起于《离骚》、《九章》中《橘颂》外的八篇和《九辨》、《远游》、《惜誓》,只是从宋玉、唐勒、景磋之后,铺排的特征更突出,所以更远于诗而近于赋。诗体赋起于屈原的《橘颂》、苟况的《礼》、《知》、《云》、《蚕》、《箴》和《遗春申君赋》。文赋起于行人辞令和议对,而为王公卿大夫担任讽诵职事的瞍噱和一些侍从文人在文赋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从《师旷》中的一些篇章即可看出。屈原的《渔父》、《卜居》开其头,宋玉的《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使之基本定型。俗赋则同俳优的活动有很大关系。齐国淳于髡搜集编辑有关晏婴的文献与传说故事而成的《晏子春秋》书中,就有些类似于俗赋的东西①,虽然不像西汉时《神乌赋》、敦煌发现的《晏子赋》那样有生动的情节,而界于俗赋和文赋之间,但语言通俗,多四言句,风格诙谐,用对话体,已具俗赋的基本特征。所以,可以说赋的四种体式在先秦时代都已产生。
汉代是赋独霸文坛的时代,这不仅由于赋在汉代各体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传世作品中远远多于诗、乐府、小说,而且名篇多、名家多,对后代影响大。这同大汉王朝在秦亡之后统一全国,国势日臻强盛,抚四夷,通西域,削平诸侯,成有史以来真正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有关。《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骋辞大赋表现出来的那种开阔的胸襟与眼界,自信而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后代罕有其匹。《西都赋》、《东都赋》虽然是因东汉迁都与否的争论而作,但仍然就反映了两汉的强盛与当时稳定的政治局面。当然,每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的方方面面,会有阴暗的一面,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就反映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另一面,这也是汉赋的内容之一。这方面主题的赋作就汉朝而言,也是没有中断的题材,直至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此前近千年的社会制度予以批判。所以说,汉赋既体现了大汉王朝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题材还是比较全面的。而汉代骋辞大赋中表现出来的统一、繁荣、强大的帝国风貌,则成了以后一两千年中向往的社会,在维系共同的民族心理、增强全国各族的认同感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作为汉赋主体的文赋中,骋辞大赋多,而且铺排浮夸、以巨丽为美,如东汉王充所说:“文丽而务巨,言眇而务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论衡.定贤》)。已有人认为其“多虚辞滥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日),颇有失实之处。《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语:“合綦组而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这可以说是对汉赋的一个很准确的理论总结,唯其只以为美,而不知其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②二者结合来看,才是对汉赋比较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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