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诗及其独特的诗学倾向使得他与其他诗人区别了开来，俨然一独特诗体，这也是严羽称其诗为“邵康节体”的原因，后世理学诗正是沿着邵雍理学诗的道路延伸开去。理学诗的“理障”之批评也经二程、邵雍，被后人反复批评。明人胡应麟说：“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
朱熹后来对诗的界定吸收了邵雍的思想，强调志情之高下，否认一意求工的构思、揣摩。“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从作诗不必计较工拙方面，比较两者的诗学观念，可以看出朱熹与邵雍诗论的一致性。
（三）张载的“文无定体”与“文势文气”说
张载作为北宋五子之一，也是朱熹思想的重要先驱。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后被编入《张子全书》中。张载著名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它充分表现了理学大家的儒者情怀，显现出卓著而高尚的器识和品格。张载论文，不脱理学家身份，强调载道义理，认为文无定体，文气皆由地气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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