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风背后有灵魂的秘密，主流诗歌界的诊断是准确的。但是，命名却是粗暴的。命名意味着定罪。为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规定政治属性，是5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的主要模式。与语言的蕴藉性联系起来，有以下两个判断标准：明朗直白——积极热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上也是社会主义的；朦胧晦涩——消极颓废——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政治思想上也是资本主义的。

　　另外，产生这种判断，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要对臣民的语言方式进行规训，希望他们温柔敦厚不质直言之；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和朝廷，对文字非常警觉——认为言语晦涩是因为不敢直言，不敢直言就是包藏祸心。在这种奇特诡异的文化心理、政治气候中，文人战战兢兢、担心祸从口出，统治者充满警惕、杯弓蛇影。于是，比兴讽谏的礼仪之道，常常成为戏弄权威的证据，成为罗织罪名的材料。朦胧与晦涩为什么有罪呢？在批判《草木篇》的过程中，一篇文章阐述了其中的奥秘：“一位老作家说得好：解放前我们某些革命作家为了反抗国民党的统治，揭露社会的黑暗，是常常用这种隐晦的表现手法的：托言花草、寄情鸟兽，以表达自己的怨和恨。这样可以逃过官方的审查，既骂了他们，在法律上也构不成罪名。”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坚持运用这种隐晦的表现手法，到底意欲何为呢？《草木篇》的罪名就这样落实了：“在那含义晦涩的诗句里……他所愤恨和菲薄的，不是革命者共同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人民。”这种把语言蕴藉与包藏祸心联系起来、上纲上线的文学批判模式形成于19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一直到80年代初，在“朦胧诗”的论争中，许多深受其害的诗人，也用这样的思维模式来批判新的诗歌。

　　其实在1949年以前，很多表达隐晦的诗文，并不都是为了躲避审查，而是出于文学语言的审美自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风，此起彼伏，本属历史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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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比兴的双重内涵

第一节  比兴与社会批评话语的形成

一  比兴的意义转换模式

二  比兴与美刺

三  比兴与讽谏

第二节  比兴与诗歌之美的形成

一  兴——诗情的发生

二  方法的自觉

三  诗后效应——诗歌的蕴藉性

四  从诗歌意境到人生境界——生命诗学的形成·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的比兴研究

第一节  “美刺”、“讽谏”的文化语境

一  “理”的统一与“礼”的规范

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二节  “鸟兽草木”的诗歌景观

一  从“鸟兽草木”到“草木”“禽兽”

二  艾青的“鸟兽草木”

三  郭沫若与《百花齐放》

第三节  审美比兴的消逝

一  比兴与民歌改造

二  蕴藉表达的危险

三  “十七年”诗歌中的“自然”

四  “十七年”诗歌中的自然人性

第三章  朦胧诗与比兴研究

第一节  最后的“诗谏”

一  “诗谏”的发生——悼贤臣、清君侧

二  “诗谏”的高潮——“一切政策必须落实”

三  “诗谏”的尾声——控诉官僚主义

第二节  告别“谏者”

一  个人英雄的出现

二  从“相信”到“怀疑”

第三节  告别“温柔敦厚”——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

一  “温柔敦厚”的当代景观

二  告别“温柔敦厚”

三  比兴的现代转型

第四章  第三代诗歌与比兴研究

第一节  无“志”可言——第三代的诗歌处境

一  “天狗”的解救之道

二  绝望的“天狗”

三  绝路而返——第三代诗人的诞生

第二节  “去意存象”与“靠近能指”

一  去意存象

二  靠近能指

第三节  告别远方

一  远方的“声音”

二  告别远方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