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文化研究书系·海外星空：华文创作三地域》：
尽管也有来自泉州永春侨乡的台湾诗人自白，余光中一样的“本我”失落，如名诗《西螺大桥》所言：“既渡的我将异于”“未渡的我”，“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此岸的我”。尽管也有加拿大华侨诗人洛夫一样的“悲剧”感喟：“诗永远是人的颂歌，也永远是人的哀歌。诗的思辨色彩，也主要在现代人的人生悲剧的感喟。”但诗人黄河浪却能写出“来港”的否定和故土的肯定，写出两者之间的“复杂的情绪”——以“新生”，写“新见”；从“这边”，看“那边”：感悟到回归前的香港，并非都是“风景这边独好”。如，诗人曾表现其“水泥森林”中的“沉重”生活，在《节奏》歌吟：“喘不过一口气／来去匆匆／再把剩余的血／喂第二份工／生活的节奏／打在胸口上／像打桩机一样沉重……”东方明珠，国际城市，现代光辉，却到处都有历史的阴影：“波音七四七”与“人力车夫”杂陈，虽是“在现代铁鸟的翼下”，“全世界近在咫尺”，却甩不掉“拖人力车的老人”，那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还拉着上一个世纪”的重负在拖（《东方风味》）。而失踪的少女：“像一条迷途的孤舟”，“随波而来”；色情交易“展览在簾幕之内”，“赤裸疔疮”，“溃烂在文明的脊背”（《香江潮汐》）。这种现代光辉与历史阴影的对照，所造成的人欲横流，人性反常，人格变形，人心扭曲，人情淡漠，在香港回归前王一桃的《香港诗辑》，也能听到对比的声音，痛苦的歌吟。但王一桃重在“香港”与“臭港”，即“透视鱼目和珍珠”、“看穿丑恶和美善”的对比对照，黄河浪却旨在“这边”与“那边”的对照对比。在认识“这边风景”阴暗面的同时，诗人也在思恋“那边风景”的靓丽、诱人，写了大量歌颂祖国锦绣河山和故土生活风貌的优质诗篇。其实，黄河浪诗歌创作的这种对比对照原则，遵循的正是雨果的艺术原则，但又都已“移植”于《故乡的榕树》的散文创作之中了。或者可以说，正是散文创作的这种艺术原则，启发了诗人诗歌创作的艺术构思的——因为诗人创作的散文与诗歌的两头，本就有这么一条直达的艺术通道。
故乡的榕树，就在这一艺术通道孕育，就在散文的那一头诞生，就在诗人的艺术大观园成长。有成就的作家，是很讲究艺术多样性多手笔的，是致力于构筑自己的艺术大观园的。从泉州侨乡走出来的印尼泗水归侨、著名老诗人蔡其矫，曾翻译秘鲁诗人聂鲁达的诗作，很赞赏聂鲁达的艺术观，认为诗人的艺术表现，不能只有一种现实主义，不能只有一种艺术手法，要有艺术的多样化——即聂鲁达名言所示：“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就会毁灭；可是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同样会毁灭。”认为“聂鲁达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但又加进了风行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传统与革新，从来都是相携并行。”要继承传统，要革新，要创新，有志于文学事业者，概莫能外。《故乡的榕树》艺术大观园的营构，即以此为审美依据。其文学视野，有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交相辉映，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经纬交织，有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变幻，有现景和梦境的来回闪烁，有虚实相间的扑朔迷离，甚至有几种文学流派的兼容并蓄，更有多种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交汇成诗人饱满酣畅的笔墨，琳琅满目的文境，神乎其技的描绘。布局展示，情节开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写“远”，由“今”忆“昔”。由此汇成的乡思乡愁的的感情海洋，有心理的微澜，有意识的波涌。一路写来，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随景迁，移步生莲。文笔挥洒，神思飞越，声色光影，照人心眼，变化万殊，斐然夺目。艺术大观园的故乡榕树，特有的自然美景，最引人观赏。
散文开场，即用对比：有香港现实，有童心浪漫，有榕树理想——在具有特征性的“铅灰色”和“水泥楼房”森林闹市中，开辟一片绿洲，端出一方净土：两棵苍劲榕树，一个儿童乐园。但儿童乐园“此岸”的童心，只是借“彼岸”的理想色彩在描绘；眼前苍劲的榕树，也好像是故乡榕树的幻化和再现。因而散文开头写成的很像是一首明亮的香港“风景诗”——“有两棵苍老蓊郁的榕树，／以广阔的绿荫遮蔽着地面。／在铅灰色的水泥楼房之间，／摇曳赏心悦目的青翠；／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注一潭诱人的清凉……”原来，诗人是把诗歌写成散文了——因为他的散文就是诗。紧接着散文一段，也是可以“复原”成一首“儿童诗”的，而且是童趣盎然而充满乐趣的：“动了未泯的童心，／卷制成一支小小的哨笛，／吹出单调而醇朴的哨音。／小儿子欢跳着，使劲吹着，／引得一只小黑狗循声跑来，／摇动毛茸茸的尾巴，／抬起乌溜溜的眼睛望他。／哨音停下，小狗失望跑开；／他再吹响，小狗又跑拢来……／逗得小儿子嘻嘻笑，／粉白的脸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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