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设立活动据点之后，郭实腊立刻在十三行创办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登载宗教内容的同时，也介绍西洋的历史与地理以及部分政治法律知识，刊载广州当地的新闻和贸易状况等。这份最多曾发行干部的杂志是中国本土刊行的第一份“近代”杂志，被以林则徐为首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所征引，对于时人了解外国情况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先驱性意义。此外，热心教育事业的郭实腊还鼓励住在澳门的夫人创立女学堂（1834年），学堂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开始了对女童的教育。再者，他在东印度公司撤出广州后，于1835年成为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并于1837年卷入了马礼逊号（为了纪念马礼逊而命名的、美国奥立芬公司所有的帆船）事件——郭实腊与后边将会提到的卫三畏、伯驾等以送还日本的漂流民为借口航行至江户、鹿儿岛，结果遭遇炮击而返。
在广州，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持续发行到1836年（之后转移到新加坡，又维持了两年）。经过一段空白期后，麦都思主编的新的中文杂志《各国消息》（1838年）出版了，这份石版印刷的月刊杂志与之前的一系列杂志都有所不同，它的宗教色彩被有意地抑制，大多数文章是介绍西洋的情况和广州当地商业信息的，这与后来的《遐迩贯珍》（1853年在香港创刊）和《六合丛谈》（1857年在上海创刊）确有相同之处，显示出麦都思主导下的传教活动在方法上的一种变化。
马礼逊在广州开始活动后，不仅向伦敦会，有时也向美国的各教会（尤其是公理会）发出号召，希望他们向中国派遣传教人员。应马礼逊的厚意，美国公理会于1830年将裨治文派到广州，准备开启美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之路。抵达十三行的裨治文受到马礼逊的热情欢迎，在此后的十七年间（直至他在1847年转移到上海），他不负马礼逊的期望，热情地推进各项事业。
裨治文在广州倾注心血最多的工作，无疑是编辑由马礼逊提案而很早就创刊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1830-1851）。这份刊行了二十一年的杂志不单向世界各国大量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不断摆开论阵，显示出对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强硬姿态。
除了编辑《中国丛报》之外，裨治文还与马礼逊合作开展了诸多活动，并在马礼逊去世后成为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例如，建立“在华基督教协会”（1830年）、“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34年）、“马礼逊教育会”（1836年）和“中国医务传道会”（1838年），提倡出版《圣经》等西洋书籍，创立马礼逊学堂（澳门，1839年）等。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裨治文的请求，公理会才在1834年派遣具有医生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伯驾来华。1835年，伯驾在十三行开设眼科诊疗所，这是在中国本土创立的最初的西洋医院，后来经过鸦片战争，在1859年发展成为博济医院。十九世纪末，年轻时的孙文曾在它的附属医学院学习，也曾在这所医院行医。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今天，现在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部分。
裨治文与郭实腊一样，也十分热心于教育，很早就在自己家中开设小型私塾，培养以梁发的儿子梁进德为首的五六名儿童。他将梁进德培养成为鸦片战争中中方负责对外交涉的翻译，而那时的英方翻译正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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