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校书郎成为唐代起家之首选
校书郎在唐代虽然是九品小官,但任官资历要求很高,需进士或同等条件。有很多士人是进士登第后又中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或者制举才被选拔任命的。流外和视品官出身者被禁止充当此官。《通典》卷二六《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目载:“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②任命为校书郎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仕途上很重要的一步,主要是因为如下因素:
首先,任校书郎可看作是入仕之正途。符载在《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中写道:“国朝以进士擢第为人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非声名衰落,体命坎坷,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③唐代士人释褐任第一个官职,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到州府任参军,或在外县任县主簿或县尉。中晚唐更有人到外地幕府任推官、巡官等职;二是留在长安京城任校书郎、正字。第一条路比较普遍。第二条路则可能需要更高的资历。④而校书郎的仕宦前景极好,唐代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或文士当中,有不少就曾经官至宰相,其中较为著名的诗人宰相有:张说、张九龄、元稹、李德裕、董晋。其他也有许多升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侍郎、郎中等高官,处于上层政治机构的核心区域。
其次,任职地点在士人祈望的京都。校书郎任职一般都在两都,长安与洛阳是唐人做官的首选之地。出任外职大多是不得已,或遭贬谪而外任;或因为外任俸钱比京官高,为了养家糊口。在京都任职,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帝都气象令人振奋,繁华富庶令人留恋,最重要的是京都也是唐代士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报国之志的首选之地。留在京城为官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归属感和成功感。离开长安,就意味着远离政治中心,远离自己的人生目标。唐代人重京官轻外放的心理,还有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原因。《国语·周语》中有“五服”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尚书·夏书·禹贡》承袭此说:“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①以首都为中心,附近五百里为“甸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发展到唐代,关中、河洛文化被公认为主流文化,历代建都大都首选此地。几百年来人们在关中、洛阳一带聚居繁衍,亲族互通、血脉相连。李浩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考出二百余所园林别业,其中名气最大、档次最高的都在关内、河南、河东三道,这一带成为千余年来人们最理想的生活场所。一些唐代诗歌中就体现了这种风气。韩愈的《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地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暮齿良多感,无事涕垂颐。”②写韩愈奉使常山途中经过太原城时对京城的思念之情,以至于听见街鼓响还以为是在长安。王建在《归昭应留别城中》写道:“喜得近京城,官卑意亦荣。并床欢未定,离室思还生。计拙偷闲住,经过买日行。如无自来分,一驿是遥程。”③代表了唐人当时的一种普遍心理。京都交通方便、繁华富庶、精英云集,唐代文士都称长安为“帝乡”,而南方则是蛮荒之地,到岭南为官是“极贬”。杨炎诗《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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