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光泽县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 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三十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三百多篇。曾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今天我们面临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时代，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这是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时代。如果说口传文字对应的是农耕、游牧时代，书写文字对应的是机械工业化时代，视听文明对应的则是电子化的后工业时代。文学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视听文明”时代的挑战不应该成为我们抛弃或逃离文学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要面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这是我们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可能灾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

　　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说过：英语文学批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兴起的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赖于文学批评作为变革先驱开拓突破之路才可能向前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互动发展，它们在现代性理念和社会建构方面达成一致。就思想文化意义而言，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展开的历史实践，具有历史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主要以大学和大众传媒为生存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没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理念，与国家和民众的理念基本共通一致。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就是推动中国经典化的文学平民化和普及化，文学批评正是借助大众媒体完成了伟大的现代白话文转换运动，同时，也展开了现代性的社会理念、知识和审美感知方式的传播和普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在文化上所提示的一系列的现代性理念，都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建构无产阶级的“普罗文艺”、人民大众的文艺理想，由此促使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平民化和通俗化，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美学理想。由于这个理想中一直隐含着启蒙教育的动机，这个理想又具有精英主义的特征。当社会主义的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时，它与大众传媒还处于平等平行的关系，它们的社会理念和知识话语也具有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虽然国民党有比较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赤化的社会主义思想采取排挤压制方式，但左翼文化运动的声势还是相当强大的，这就有赖于当时的大众媒体创建的公共空间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左翼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倡导这种理念，即文学艺术应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有力武器。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当然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准确地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内，并没有一个西方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为，我们的媒体是“人民的喉舌”（the mouthpiece of People），而不是“大众媒体”（mass media）。中国大众媒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版社、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开始自负盈亏时，文化生产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开始出现文化市场。但报业传媒依然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出现第二轮的市场经济浪潮，图书出版发行更大规模地走向市场，报业传媒的市场化趋势才随之加剧。“大众媒体”得以形成，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媒体的市场化。报纸传媒业自身经济运作的结果导致它要加大市场化的力度，除了少数的党报党刊可以从财政拨款中获得经济支持，绝大部分的报纸都要靠自身的发行量，特别是广告收益才可能支持下去。报纸不得不追求发行量，这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读者的品位，而不再单纯是上级的方针政策。
　　其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确实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谋取经济利益的巨大空间，正如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报纸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经济利益的期盼。经济利益带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实际消减了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这为报业转向大众传媒提供了内在动力。
　　其三，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广告业的发展为报纸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经济支柱。广告费取决于发行量，这使报纸更具有产业性质。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股份制的报业集团，甚至民营资本也介入报纸，在这里，报纸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广告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运作空间。这样的报纸必然以普通民众为诉求对象。
　　其四，报纸从业人员队伍的变化。越来越年轻的人才充实到报业中，专业化的报业经营者开始掌握报纸，年轻的职业编辑和记者成为当今报业的骨干。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报业很难再充当意识形态的简单工具，而是更具有大众媒体的特征。尽管从管理体制方面看，中国的报业媒体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但人的变化促使其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代人的观念、一代人的知识结构、一代人的价值取向，都促使当今中国的报业媒体开始具有大众传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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