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学评论的经历
　　李国涛
　　我生于1930年，江苏徐州人。我家上辈有人爱书，所以我记得家里破旧的书架上摆满线装书，四壁都是如此。徐州地潮，书架下面半尺都是潮湿的，书也霉烂。人说书香，我从小闻到一股书臭气。每到夏日，晒书，全家出动，都累得要命。但是线装书我不看，没兴趣，因为也看不懂。我爱看武侠、侦探、演义小说，后来才看当时流行的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后来看张资平，再以后．都到了高中了，才看鲁迅等五四作家的书，也读外国翻译小说。读初中时，就偶写点小文章，在当时的《徐州日报》副刊一类的地方发表。那时稿费极低，我记得拿着自己专刻的木图章，到报社门房(现在叫传达室)去喜滋滋地领稿费。领过几次稿费，但却没进过报社的大门，也没见过编辑是什么样。每次得到的稿费，可以买一张电影票，或吃两根冰糕，但是也高兴。我那时写的是小说或散文，我记得有一篇《阴沉的夜晚》，小说，写高利贷者来讨要利息。那时我家就使用高利贷，我看到过这种场面。另一篇散文，写一位同学之死，他和我是好友，用同一个课桌，暑假有一天他去游水，淹死了。徐州解放时，我读到高二，没读大学就要去当教员，谋食外地，生活环境不好，书读得也不多，更不要说写作。1953年调到华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环境较好，图书馆也有一坦书，我才又读起来。我自学俄语，会一点，就同一位姓杜的物理教师合译一点科技小品，三五百字一篇，在某个教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这是前两月我在网上偶尔看到的，不然也忘记了。这时候，我当语文老师，免不了要读一点文学作品，有时还想写。我能记起的第一篇评论写于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副刊，题目是《诗爱好者的意见》，谈闻捷的诗。现在看来，题目很恰当，不算什么评论，只是一点意见，而且是“爱好者”而已。后来这篇文章竟被收入一个闻捷研究的资料集里，我觉得意想不到，很荣幸。在1955年，我还是在山东泰安的那个学校里教书，又写过两篇真正的评论文章，题目我记不起了，都是评上海的作品的，就发表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由此，我就与《光明日报》和《上海文学》结下点因缘，以后不断在两地发点短文。
　　1957年我调到山西，先在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作，教书。我与山西的文学界也算有点缘分。我是8月调来的，同年11月，就在《火花》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现在也记不清了。当时的《火花》月刊编辑部很看重我这个外来户，与我常联系。我这时的写作瘾头越来越大，宿舍没有桌子，翻过被褥，趴在床板上也能写一篇。因为身在山西，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也没有泰安学校的资料室藏书多，所以只能看到山西的杂志、报纸和图书。因此，我必须面向山西作者，于是就从西、李、马、胡、孙读起、写起。当然，还有赵树理。我记得，对这几位老作家，我都写过评论。我成了山西文学界主要的评论作者之一。当时共同写评论的人，还有赵廷鹏、王倜等，我们也是好朋友。《火花》有些会议也邀我参加，使我眼界开阔不少。我很感激《火花》的一位普通小编辑，他叫孙培芳。他曾骑车到西山，找到我的家，给我送一张什么会议的入场券。我住的地方，那是很远的地方，也不好找，上坡，骑车一定很累。现在哪个编辑会干这种傻事情呢。当时我也访问过几位老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都见过、谈过。我听说，他们好像曾想把我调入省文联，但是后来没办成，搁下了。到1962年，我还在教书。忽然一天下课后，说本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李所长来找我，西山矿务局的宣传部长陪同。这对一个中学校来说，是一件大事。李所长问我，愿意到他们所里去当编辑吗？我大喜，说当然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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