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所象征的普遍价值，对于世界与未来的文学想象，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远不能相比的——当今世界还有谁关注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事实上，这也是丧失了真正的世界视野，依附在外在的普遍性或世界文学的标准下的“民族”文学的必然命运，试图以“寻根”来披挂中国特色，走拉美式的诺贝尔奖捷径的中国文学，充分象征了失去普遍性追求的中国文学的内在渴望与虚弱本质。这种文学即使在技术上再进步仍然是二流的，就不要怪顾彬式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奚落了吧，他只不过是把所谓西方或外部（包括民间）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轻视说得更直率露骨罢了。
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的文学，重新接续了“当代文学”所否定的旧的现代文学的传统，以自由、美、人性为诉求，当代的中国文学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非政治化的美学政治开始了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但在形式上，它仍延续了1950-1970年代的文学体制——虽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延续采取了一种相对弱化的形式。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是以旧的文学体制，维护了对文学生产的有效控制——包括根据市场条件下的新环境，发展出行政与市场并重的双重控制模式，从而维系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这以1990年代以来的“主旋律”创作最为典型。
所以，1970年代末以来包括1990年代的文学多元化并不是没有控制，这是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成功的控制，而且是新旧杂糅的控制方式，它呈现出更为自由的外表。“新时期”文学虽然在表面上没有政治批判的威严，却拥有着强大的合法性，它的成功正印证着、提示着“当代文学”体制的失败——首先还不是内容的失败，而是高度集中的文学管理体制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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