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如何想象民间的呢？这一提问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想法——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理解是从自身的一种需要和观念出发去理解民间的。丁玲在1931年发表的《水》被认为是“普罗文学”的重大突破，冯雪峰在评价《水》时，认为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出作者对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不是个人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展开。”这三个特点表明丁玲对乡村民间的想象是从先验的观念开始的，民间主要的是承担其政治思想、激情的场所。在这样一种想象民间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为了革命和宣传，把艺术的功利价值看得高于艺术的审美价值，《水》在艺术上所出现的叙述粗糙、人物缺少个性的缺点，也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呼唤和重视，并不是艺术和审美的需要，而是宣传政治革命思想的需要。当“宣传”成为作品的主要目的时，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艺术的精神资源也就成为次要的或根本就不被重视的内容。这也正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遭到“非议”的主要原因。有的论者把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质量不高归因于“作家走向大众、民间”的结果，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民间”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眼中是阐释政治思想的符号，而不是真正的民间本身。
虽然倡导“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政治化倾向，但由此“民间”的魅力却被他们所意识到，并在创作中带来了新的审美因素，特别是那些对农村生活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民间文化形态所蕴含的地域色彩和特殊的文化内蕴都给他们的小说带来了生动的艺术力量。沙汀小说沉闷、阴暗的色调中透露着民间生存的残酷和世态人情炎凉；吴组缃于细腻、冷静中写出破败农村的真相；极富浪漫色彩的艾芜，在《南行记》里塑造了各色各样具有特殊命运的流民形象，这些下层人充满苦难、甚至被扭曲变形的生活里，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量呈现出民间世界的丰富、驳杂。如上这些左翼作家，观察、思考民间的立场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民间的因素——特别是作家与民间的深层联系而生成的情感以及民间生存欲望的特殊追求方式，都带来了“政治宣传”本身所涵盖不了的内容，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对艾芜的《山峡中》作一详细分析。
《山峡中》的作者艾芜，曾怀着“劳工神圣”的信仰，漂泊于西南边境和东南亚各地。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是知识分子的，但却有着民间的情感和立场，他对生存于社会边缘地带的流民、强盗的描写有着丰富的复杂和善恶交织、美丑相伴而生成的艺术的深邃。生存于荒凉、野蛮、残酷环境中的这些“强盗”，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生存欲望是其根本，他们对于官兵的仇视、外来人的拒绝都是为了生存的安全。他们杀人越货，让江水吞没同伴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在这样有着野蛮、强悍的民间一隅，我们却看到了“野猫子”柔情似水、善良诚挚的美好心灵，洋溢着自由的生命精神和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这样一个民间的艺术世界，在“五四”以来的小说中是很少出现的，蹇先艾的《水葬>曾写一“小偷”为生存需要偷盗时，被人抓住处以极刑，虽然也写到“小偷”的柔情和精神的不屈.但更重要是以此反衬“看客”的麻木、愚昧、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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