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特征。“现代评论派”继承了这一精神，但比“五四”反传统者更显理性，他们不是“把脏水和婴儿一起倒掉”，而是理智地参照西洋文明体系，在切身的体会和冷静的比较中，企图在批判中国旧有文明弊端的基础上重造中国现代文化。
“现代评论派”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受了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批判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伦理观念。传统的礼教正统意识特别强，不尊重人权，没有自由和个体的观念，压抑个性和生命的创造力，不敢正视人的内心深处，只有民本而无民主，只重人治而轻法治，只崇尚权威而轻视制度，受制于宗法、亲情关系，而缺乏一套客观、公正的体制。这种价值体系和人伦关系同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中国文化也远远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然而，封建复古派则掩盖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和弊端，大肆鼓吹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及他国，精神文明实在在别国的上面”的思想。陈西滢尖锐地指出，这种论调同20世纪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出于一炉。他冷静地说：“要是我们学西洋的学问单是为了物质，也尽可以不学。可是我很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些欧洲的东西。当然不是为了要抄袭那皮毛的物质，但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欧洲的精神。在我看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固然不如人，我们的精神文明也同样不如人。”他把旧文明旧道德的落后性同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作了考察：
主张农治者自然把世风的不古，道德的沦亡，归咎到都会的工业。好像农民个个都是天上的安琪儿似的！这实在是住在城里的读书人白天的迷梦。不要说中国官吏的贪婪，军人的横暴，种种色色，都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与都会工业，没有半点关系。就是农人，我想也没有比他们更自私，更悭吝，更腌脏，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较工人和农人，工人虽然有许多不道德，农人还够不上说道德。这倒不是单单中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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