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至少可以分成这样三个系列，即以包天笑、朱瘦菊、穆时英、刘呐鸥、卫慧等人为代表的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以蒋光慈、丁玲、夏衍、茅盾、周而复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左翼”意识形态的上海书写；和以施蛰存、叶灵凤、张爱玲、钱钟书、白先勇、王安忆、程乃珊、须兰、毕飞宇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传奇”的上海书写。这三个系列的特性在某些作家和作品中互有交叉，但在整体上自有形成其主要特征的质的规定性。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

　　在上海书写的三个系列中，有关“现代性”的上海书写出现得最早，并一直延续发展到世纪末的“后现代性”形态。按照美籍日裔学者酒井直树的说法，“现代性”这个术语既“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同时也是“与非西方相对照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提出，是在与“前现代”（时间）和“非西方”（空间）的比照中实现的①，因此，“现代的西方与前现代的非西方这两个不同的范围被区分开来”②。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而言，其“现代性”特征的具备是指与“前现代”（西方标准下的传统）状态的日渐脱离和努力实现“去非西方化”（向西方学习、靠拢，西方化）的转换。1902年出版的《海上繁华梦》（警梦痴仙）也许是20世纪最早描写已具有现代都市雏形的上海的小说，1924年的《上海春秋》（包天笑）和1925年的《歇浦潮》（朱瘦菊）虽然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数，但在这些作品中，已开始“用广角镜头为上海摄像，而他们所摄下的相片有的是中国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但因为在西风吹拂下，变样走调了，成为中不中西不西的‘四不像”～，在这些20世纪早期的上海书写中，其“现代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对“新”事物的浓厚兴趣和不厌其烦的写实介绍（如黑道绑票、婚姻欺诈、鸦片贩卖、公堂旁听、妇女离婚、汽车当道、舞厅兴隆、电影发达、女模特进课堂、保险公司创建、文明戏衰落、律师业兴旺、交易所热门、租界存在等），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如新一代年轻人有钱就要消费，出门以车代步；年轻人以做“买办”为荣等），以及叙述形态和语言特征的新变（开始打破线形的叙事结构，用白话文书写，大量新名词、新概念、新语汇涌现）等方面。这种无论是描写的外在事物、表达的内在观念还是写作的艺术手法都极具“新”质的写作，实际意味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书写已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卓然登场。

　　这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书写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深化。以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在他们的上海书写中，在对上海“摩登”性的挖掘和表现上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在他们的笔下，已经发达了的现代都市上海是那样地绚丽多姿，充满诱惑和魅力，被他们的文字构筑起来的上海是由这样一些“材料”组成的：百货店、跳舞场、影戏院、高层建筑物、霓虹灯、甲虫似的汽车、夜总会、报馆、咖啡馆、赛马场、水门汀、电梯、夹杂的英文、法文、速度、勃路斯、华尔兹、爵士乐、狐步舞、工潮、印度巡捕、外国水手、新型的男女关系（女性对爱情的主动出击、女性对男性的战胜和掌控）、夜生活（“都会人的魔欲是跟街灯的灯光一块儿开花的”）、乱伦、租界——这样的一个上海，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灵魂，都是一个“非传统”和“西方化”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书写者在用文字对这些“材料”进行组织时，其手法又是跳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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