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椿（笔名：童心、萱娟），一九四九年江西萍乡中学肄业，同年参加解放军41军随军学校。一九五零年毕业后分配到军文工团，历任41军文工团团员、组长，中国电影艺术委员会秘书，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电影剧作》助编、编辑，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研究室审读，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组长、艺术部副主任、主任、副编审。
　　一九五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四年前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影评家协会，著有文艺评论、随笔等，如《让观众寻思品味而自得》《难以忘怀的纪念》《一种违反文艺常识的批评》《古稀之年，壮志未泯》《领异标新二月花》《“高楼”究竟在谁的手中？》《清新优美的田野欢歌》《艺术家的胆识》《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他把心底的爱化作音符》《苦斗成才的李雪健》《她，从农村走来——记青年演员温玉娟》《动情才能动人》《评奖小议》等。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电影》《电影艺术》《传记文学》等报刊

　　《童心说》是《文艺报》老文艺编辑文椿付出一生心血对艺术创作思考的结晶。
　　《童心说》收有作者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期，所著的有关电影、电视、音乐、美术、戏剧、戏曲、曲艺等领域的评论及报道。

　　★文椿是一个热情澎湃、活力四射的人。她善于与人沟通而又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她对电影界、音乐界尤为熟悉。由于她的建议和奔波，那时的《文艺报》召开过不少在推动艺术创新上颇具影响力的座谈会。
　　——钟艺兵（原《文艺报》编审）

　　★文椿的作品中有许多重要的会议报道及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讨论，都成了那个时期电影、戏剧、音乐、曲艺等艺术发展的忠实记录。这些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在第一线的著名艺术家，文椿与他们多有交往，有的还有较深的友谊，深知他们创作之甘苦。于是得以邀集他们于一堂，敞开思想畅谈艺术创作中大家深感困惑或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学术问题。所谈所感都是他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由衷的真知灼见，因此特别生动而富有活力。这其中也不乏一些文艺高官参与的讨论，但他们本身也是作家、艺术家，与这些创作者都是朋友、同志，讲的是他们自己亲历的艺术经验和深切思考，与其他与会者一样是平等的一员，绝不是首长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更没有后来的红包送礼之类，与权力商业完全不搭界。这都显示了那个时期文艺界思想解放、正直清爽的风气，那种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也正是长期来为人们怀念和赞赏的缘故。
　　——陈丹晨（《文艺报》副主编

　　领异标新二月花
　　——写在《牧马人》《邻居》等一批新片试映之后
　　从去年岁末，到今年春节，我们看到银幕上绽开了一簇新花。无论是让人在喜悦中略带凄楚的《牧马人》，还是令人备感亲切又发人深省的《邻居》《乡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无论是振奋民族精神的《西安事变》，还是坚定革命信念的《路漫漫》等，都使人耳目一新。这些试映的新拍摄的影片，在主题的开掘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艺术风格的追求上，以及电影手法的探索上，尽管还未能尽如人意，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新的成绩和新的突破。与去年大家所批评的一些影片相比，可说是泾渭分明。它们是高尚的、健康的，也是民族的、艺术的。这些作品的出现，仿佛让人看到了电影创作一种好的势头：这个艺术门类有可能由此继续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蓬勃发展下去，出现一个繁荣的新时期。
　　去年，当某些创作倾向和某些影片受到批评后，有些同志担心，一段时间里文艺界会不会沉寂？创作是否会出现“淡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见，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只会激发文艺工作者更大的创作积极性，使文艺的百花开得更加茁壮茂盛，更加绚丽多姿。“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艺批评就像园丁剪枝那样，为了果树健康地生长进行精心的扶植和培育，而不是任意砍伐甚至连根拔掉，因而经过剪枝的果树必将成长得更加健康，文艺园地也必然会越来越繁荣。
　　创作实践证明，我国久经锻炼和考验的文艺队伍，并不是那么脆弱的，相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可以信赖的，也是能够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前进的。去年，对一些“政治情绪不健康，思想境界不高尚”的影片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并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怀着对党、对人民、对文艺事业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艺术家应有的胆略知难而上，大胆创造出深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又能给人民以极大鼓舞和力量的好影片。《邻居》《牧马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
　　《邻居》触及了现实生活中非常敏感、非常尖锐的，甚至被某些人视为禁区的房子问题。而且围绕着房子问题展开激烈的冲突，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关系学”、官僚主义等等，进行了严肃的、深刻的揭露和鞭挞。为什么创作者敢于这样大胆地去褒贬世事？这部影片的导演郑洞天同志的一段话对人很有启发。他认为：“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即我们对生活的思考是否准确。只要真实地表达出我们对生活的严肃思考，既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又善于发现生活中蕴藏着的积极力量，这样的作品，其社会效果与创作者的主观愿望决不会发生根本性的矛盾。”他的认识和他的实践是令人信服的。他既正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也不回避对它的严重性的描写。但是，在揭露和抨击这些时弊的时候，又始终把握着准确的分寸，不是借着这些问题来发泄牢骚和埋怨，而是以这些问题为题材，写社会主义国家里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们应该怎样对待诸如房子紧张这样的社会问题，从中挖掘出各式各样人物的心灵美，讴歌了像刘力行这样的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道德和美好情操。这种真实的艺术的力量，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生活更大的信心。《牧马人》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大胆地触及了我国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历史上的失误和挫折，但是和《邻居》一样，由于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的立场来认识生活、概括历史，不是沉湎于过去和流连于伤痛，而是突出地讴歌了处在逆境中的普通人民那种打不倒、压不垮的坚忍意志，和对祖国、对劳动、对乡亲、对土地的深沉的炽热的爱。《牧马人》中的李秀芝说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语道破了这部作品鲜明、深刻的爱国主义的主题。《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调子看来不像《牧马人》《邻居》那样昂扬，它对往事的回顾有时虽然使人感到某些压抑和辛酸，但是这种更加严峻的风格，丝毫不影响影片主题的积极意义。因为创作的立意完全不是消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似乎显得更深沉，更发人深省，从而使观众更加珍惜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给社会主义农村带来的初步繁荣发展的大好形势。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性上，《乡情》的成就相对地说来不很突出，但是它富于诗情画意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朴素中见美。它在为我们今后如何运用电影这种舶来品来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内容，探索适合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民族化风格的方面，却给了我们以大有益处的启示。
　　有的人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难度大，写革命历史斗争比较容易。其实不然。它们各有各的难处。写革命历史，特别是反映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是以往这类作品的创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歪曲历史。《西安事变》和《路漫漫》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是值得借鉴的。《西安事变》几乎没有多大虚构地再现了我们革命史上重要而又难忘的一页，创作者既忠实于历史又不是一般地交代事件的过程，而是通过事件去写人物形象，写各种各样的人处在那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不同的思想性格、各自的精神面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非常可贵的是，它塑造了如此众多的重要历史人物形象，都比较真实，合乎一定历史时代的风貌。创作者敢于把西安事变中的中心人物张学良、杨虎城作为影片的主角来描写，并且塑造得那么栩栩如生；对蒋介石、宋美龄这些国民党要人的刻画，也摆脱了以往那种脸谱化、漫画化的手法，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这都体现了创作者的非凡胆识，和尊重客观事实、真正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反映重大事件的严肃的创作态度。《路漫漫》不同于完全写真人真事的《西安事变》，它有历史人物的影子但是并非历史纪录片。对这类片子的要求，应该允许有更多的虚构的成分。它不如《西安事变》那样气势磅礴，却以细腻笔触来刻画人物见长。它主要集中概括地描写了朱华这样一个贫苦农民，在大革命前后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为了反抗压迫、寻求真理，所经历的坎坷不平之路。这部影片没有任意去拔高这个人物，而是比较合乎情理地写了他在大动荡年代里的思想转折，突出了他那种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豪放性格和革命精神。创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志向、有追求、有感情、有个性，憨厚、直爽、朴实、果敢的农民汉子的动人艺术形象。
　　总之，这批新片反映了近年来影坛上出现的令人可喜的新气象，是革命现实主义在电影创作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我们应该热情地肯定这些成绩，正确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目前整个电影艺术创作的水平还不高，也有不少平庸之作，离广大人民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我们相信，只要按照胡耀邦同志所说那样去做：“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我国的电影事业必将会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解放军报》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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