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妨由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案例来管中窥豹。我原以为顾彬只在中国才是个争议人物，据说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高要怪罪于作家不懂外文等“奇谈怪论”。⑥于是就有中国学者不仅质疑顾彬的学术水平远不够研究中国文学，而且更严厉地批判其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还有一个负气之问：“既如此看不起、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还要研究中国文学呢？”其他故置不论，这最后的负气一问，倒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外国学者为何研究中国文学呢？对于此问的回答，不管是专业技术性的，还是一般普适性的，在逻辑上都必然关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价值判断问题。
我不能正面回答这一质问，也不可能逐一追问寻求答案。但不妨另求路径进入这个问题。正当顾彬在中国搅得风生水起之时，我意外得知他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圈里也同样成为一个问题人物。只不过海外的风波不如中国这般激烈，同时海外的波澜似乎主要只是中国风潮的余波，但又反馈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循环。当我近年几次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包括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问及对顾彬中国文学研究的看法时，除去意料之中的外交辞令外，几乎每个人都对顾彬的“苛论”中国文学表达了明确的不屑和反对——与中国学者一样，这些海外学者也并不追问顾彬言论的真相，部分原因或是他们的资讯主要来源于中国对顾彬的反应或反感，甚至有学者不解且生气：“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谈顾彬？他在海外根本没有地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我的个人直接遭遇是，因为一个会议发言要将夏志清与顾彬进行影响力比较论，当下就被质疑“顾彬怎么能同夏志清相提并论？”——此时质问者其实还没有看我的发言稿。就是这样，真相变得不重要了，态度和动机才是最值得探究的。
直到目前还只是少数几个国家才有所谓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要说顾彬在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里根本不为人所知，那无疑是一种表达极端态度的情绪化说辞。目的不应该是在否定顾彬的学术存在，倒是更像“吃醋”于顾彬在中国的流行及明星般的曝光率。而在这“吃醋”情绪的背后，隐隐流露出了另一种潜台词：顾彬不能也没有资格代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我们”才是。——谁才是“我们”呢？
随着“中国崛起”的现实，海外中国研究已经不再只限于一种国别“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成为海外学者进入中国话题的一种途径，由此途径获得的则是关于中国话题、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与以往的不同在于，“崛起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赋予、认可、命名这种话语权的权力。海外学者所表达的对顾彬的不满，真实意图或是针对中国文学界“滥用”权力的不满。——顾彬不能、也不应该“独占”中国文学的国际利益。从中不难嗅出一点“利益均沾”的公平待遇要求，也不难感受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力量博弈的激烈性。
海外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源和基本资源无疑来自中国。在彼此关系上，如果说以往的中国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静观式甚至无知式地“被研究”，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色彩，但是，中国文学界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对它有过真正实质性的反应。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反响姿态渐趋主动和自觉，有意识地对海外中国研究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反馈，这种反馈的力量也已经深刻影响了海外中国研究具体成果的国际地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终于被公认为学术“经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夏著的最终地位的确立和完成方式。作为资源和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已经以一种对话者、互动者、利益攸关者，或者干脆说一种权利拥有者和批评权威者的多重身份，全面介入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格局中了。海外中国研究者要获得的不再满足于作为原始资源的中国，更是要获得中国反响的积极支持，并且后者还开始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现实资本。在此意义上，顾彬无疑是最近十几二十年间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树大招风，这也就难怪他会有点意外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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