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冠舒，吉林临江人，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喜好琴棋书画，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为珠海市香洲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苏曼殊文学院秘书长、《香山》杂志编辑。

  一个世纪之前，在清末民初的风雨飘摇中，有一位旷世奇才，他着僧衣一袭，捻竹笔一支，写几首相思，译几回拜伦，诵一世梵音……就这样，横刀直入地闯进了许多人的情愁。

  他画的是寒鸦瘦马，写的是红笺天涯。红尘念起时，狂笑入江南烟雨；繁华落幕时，静走蜀身毒道。赏罢红梨晚渡，笑谈暹罗见闻。即便身处乱世，几历政台更迭，从未抛却家国，至于个人生死，是无妨。

  待到转身时，依然青灯孤旅，独处碧落；红尘多苦痛，人心皆空城，执念如飞烟，迟早要散。唯有既癫且狂，芒鞋、破钵、青山、兰舟，不如归去。

  本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以晚清及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描写了苏曼殊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和成长经历，还有他投身革命的种种际遇，以及他在小说、诗歌、译著、绘画等方面的显著成就，尤其在诗文著述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本书文字优美，作者充分发挥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研究和积累——遍读经史子集，熟悉国学脉络，精研唐诗宋词——在用诗一般的语言对苏曼殊作品进行解读的同时，把苏曼殊的作品和人生经历相结合进行介绍，旁征博引诗词歌赋，像是一场诗学和美文的盛宴，避免了枯燥的阅读感。同时本书搭配了很多图片，在丰富版面的同时，也能让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

  本书梳理了苏曼殊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探讨和描绘了苏曼殊的性格基调和命运轨迹，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苏曼殊在小说、诗歌、译著、绘画等方面的显著成就，长卷式地展现了苏曼殊传奇而短暂的一生。

——叶延滨（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苏曼殊是近代杰出的的文学家和诗人，更是一个有传奇故事的浪子。作者的古典文学素养和禅性的精神气质，与苏曼殊契合度高，其语言风格呈现了情圣诗僧的立体生命。

——杨克（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苏曼殊是一个对世界有彻悟的通人，他绚烂的才情、幽深的内心、阔大的文化视野、短暂的生命印痕里一直藏着许多秘密。读此传记，既可了解这位诗僧独异的一生，也能与一种风雅遗世的文人性情相遇。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十六章  无依归禅

1903年12月24日，发生了一件震动革命圈的大事，上海“额外公堂”对章太炎、邹容做了判决。此事在近代报业发展史上不可不提。

谈起近代史的中国报业发展，实属波折不少。最初，国人办报并不是为了宣传，不过是以图小利，《苏报》的创始人胡璋便是其中之一。当然，胡璋办此报也并不是全然为了牟利。他是一位清末的在画坛上颇具名声的画家，他的画资不菲，在日本时天皇还曾请他为素胎胆瓶作画。胡璋在日本传艺多年，对日本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很深，本想回国将所知贡献给朝廷，却得不到清政府的重用而赋闲在家，便用其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字注册了《苏报》。起初，报纸并无什么人购买，后来胡璋便在报纸上发一些黄色新闻和小道消息，即便如此，销量还是不佳，只能将就维持。后来，胡璋回日本期间将《苏报》卖给了陈范，此人做过江西铅山县令，又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对清政府的腐败有深刻体会。他将《苏报》改版，侧重针砭时弊，慢慢成为上海五大日报之一。梁启超就称赞《苏报》能“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陈范见《苏报》影响日渐扩大颇受鼓舞，于1903年5月27日，毅然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6月1日，《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同时刊出章太炎写的《康有为》，提出“革命如铁案之不可移”。随后，章太炎又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八天后继续推出邹容以反满为核心的《革命军》，《苏报》成了“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此后革命党人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竟言“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苏报》的言论自是会招来杀身之祸，湖广总督端方连番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责问魏为何放任治下出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魏光焘迅速出炉逮捕名单，要求租界工部局查禁《苏报》，缉拿乱党。章太炎、邹容等六人俱在此名单上。

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他的家乡在浙江余杭，山清水秀多才子。章太炎自幼成长在书香门第，家中十分富有，甚至有私家的藏书楼。他自幼饱读诗书，加上家传医学，其成长环境令人艳羡。青年时代的章太炎因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视清政府为外族政权，抵抗意识强烈。这些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后来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寄住在梁启超的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他为孙、康二人积极奔走，希望能达到合作同事的目的。章太炎为人铮铮铁骨，因生平十分倾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后来，为了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又更名为“炳麟”。

1845年，清政府在英、美、法三国要挟下被迫签订《上海租地章程》，无奈在租界内设立工部局。因受租界的限制，清廷只能努力劝说工部局逮捕“涉案”人员。逮捕名单出炉后，众人闻风躲避，唯有章太炎依旧坦然处之。他本就出身名门，与常人相比自有一身士大夫风骨，既已决定投身革命，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局面早在他的预料之中。6月30日，当巡捕冲进办公室时，章太炎正身端坐，从容言道：“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

苏曼殊对章太炎的风骨胆略钦佩之至，章太炎被捕让他忧心如焚。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曼殊一心在《国民日日报》做事，意气风发地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停刊后他骤然空闲，无事可做，终日憋闷在房间内，满腔革命热情无处宣泄十分懊恼，又因牵挂章太炎案的审判一直未离开上海。然，章太炎此案一审再审始终无果，令曼殊心焦如烹。

直至12月24日上海“额外公堂”会审，对章太炎、邹容做出终身监禁判决。这次审判结果对苏曼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本想一心跟从章太炎等人以革命为己任，现在领导者受到如此判决，让他对黑暗腐败的清政府彻底绝望，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日后要如何继续革命，也开始怀疑革命党人的力量是否真的很渺小，是否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在痛哭无望中，他只得先赴香港，寻找另一片革命热土。

1904年初，苏曼殊在冯自由的介绍下，奔赴香港投奔陈少白。孙中山亦早在 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革命党人一派。但是，“辛酉政变”后，康、梁等维新党于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保皇党和革命党在意见上有很大分歧，清末十余年间双方争论互斗不断。此前苏曼殊从横滨去东京求学时，就因反感保皇党而未选择就读梁启超与华侨在横滨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回国后又因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好，更是革命思想爆发，视康有为一派为“死敌”。当然，这一时期康有为一派对孙中山等革命者亦是如此。

在日本，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与维新派曾有一段共事的经历，昔日革命家年轻气盛，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谈资，其中有一件算不得趣事的“趣谈”。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供职于《时务报》，当时梁启超为《时务报》创始人之一，而章太炎是汪康年请过来的新主笔，旨在替代梁启超，加之章太炎一向视清廷为外族政权，便难免得罪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此时的《时务报》中，康有为的学生居多，随着汪康年和梁启超争夺管理权的斗争激化，康门弟子对章太炎的敌视情绪日益加深。终于，在康有为的指示下，梁启超策划门下弟子群殴了章太炎。汪康年和梁启超因此事彻底决裂，梁启超最后愤怒地拂袖而去。

苏曼殊作为“革命派”的门生，到香港后住士丹利街中国日报社，投奔陈少白。陈少白，号夔石，出身于江门市外海镇南华里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他自幼十分聪慧，看人眼光独到，行事足智多谋。但此时陈少白对曼殊古怪的性格没有表现出陈独秀等人对苏的热情接纳的态度，他不甚适应苏曼殊这种激进与孤僻并存的状态，没有给苏曼殊安排工作，曼殊在香港陷入了孤独而无所事事的困境。

12月24日，上海传来消息，“苏报案”最终判决传来：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虽然这一次的判决最后没有执行，但消息传来，使得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加之陈少白的冷淡，他的革命热情冷却下来，俗世的孤苦哀凉让他再度陷入低迷之中。在香港已然待不下去了，他又要启程，不知去向何方。苏曼殊曾说：“衲无法安分求生，不可若长久滞于一处。”此时能解救他的，唯有他的佛。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

曼殊以冯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

……

忽告陈先生，谓决意出 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察其素性坚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发。庙为破庙，住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后来，“苏报案”历经几次公审后，于1904年5月21日在“额外公堂”做出终审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章太炎一生铮铮铁骨，男儿本色。他的反清意识十分浓厚，在史学、朴学、国学上都著述甚丰，一生著作4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