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参加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出版著作《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国史静思录》等。

于俊道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交往录》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本书精选了毛泽东的老师、同学、战友、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以及外国领导人、驻华大使等273人的回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

本书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详细深刻的记录，从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以及当事人的亲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观生动的写照，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本卷为第4卷，由陈云、彭德怀、李锐、张玉凤、赫鲁晓夫、米丘诺维奇等人讲述1956—1976年毛泽东开展整风、反右、发动“大跃进”、召开庐山会议、与前苏联决裂、重提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尼克松握手、重病的日子等事件。

巨星陨落

　　1959年7月14日，在江西省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给党的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意见。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的批判。8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裂活动。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的职务。

　　一颗巨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陨落了。

　　1959年，在经济建设实行“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已十分严重，但后果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当时，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大部分健在，在党的济济人才中，在人民解放军功勋赫赫的将帅中，减去一个彭德怀，似乎看不到有大的影响，然而就像天空上突然飘来一朵阴云，预示着一个黑暗的时期——10年“文革”将要到来。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蒙受的恶名是令人生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反党集团的头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但彭德怀这颗中国革命的巨星并未真正陨落，随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大胆的反思冲决樊篱，越来越伸向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在政治舞台上陨落的那颗巨星从人们的心幕上重新升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为彭德怀昭雪平反，人民群众对彭德怀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其后由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彭德怀等人的悲剧，也是批判者毛泽东晚年的一幕悲剧，尽管当时是以胜利的喜悦结束的；联系到它和以后十年动乱的内在历史因缘，它同时又是一场时代的悲剧。这个悲剧在庐山会议上发生有其偶然性，而就彭德怀个人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不上庐山，也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庐山会议之初，主旨是在纠“左”。参加会议的人许多也是抱着这个态度而来的，但纠“左”的指导思想是很不彻底的，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来纠“左”的，钢铁和粮食生产指标仍然过高，仍然在鼓吹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因为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大好”，会议开得也比较轻松，缺乏对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的严肃认识。

　　会议预定15日结束，彭德怀正是看到这个问题，感到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左”的错误认识不足，纠“左”措施不力，担心“左”的错误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才在14日给毛泽东送去了那封著名的《意见书》。

　　彭德怀在党内素称直爽，刚正敢言，毛泽东曾称他是张飞，他也常以张飞自况。他与毛泽东有31年“生死与共”(彭德怀语)的历史。1928年平江起义后，他即率部上井冈山，此后一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在长期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也受到过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是何等热情，又何等真实。彭德怀个性倔强，参加革命之初，思想尚不成熟，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有的认识不够深刻，有的认识较迟，但在革命的曲折发展中，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越来越深厚而不可动摇。在苏区，在遵义会议上，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他都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能够向毛泽东坦然表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常常向毛泽东提出对工作的建议，也和毛泽东发生过一些争论。

　　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在1937年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曾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会后和毛泽东继续争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并说服彭德怀，指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必须基本的是游击战，同时也考虑彭德怀等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和华北抗战的实际经验，在基本的是游击战后又加上一句“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使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更臻完善。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1947年4月，毛泽东根据青化砭之捷，指示彭德怀采取在敌人“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作战部署。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等认真研究，根据敌情变化，复电提出这种部署“已不可能”，对敌应采取长期疲困、消耗，寻找弱点、打其分散和增援之敌的战术。毛泽东不仅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而且赞许他这种善于根据敌情变化独立做出判断的态度。

　　在抗美援朝时期，为解决第四次战役的指导方针问题，彭德怀曾从朝鲜紧急回国，不顾毛泽东已经就寝，警卫人员阻拦，闯门而入。毛泽东也立即披衣起坐，仔细听取彭德怀的报告，接受了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中确是爽直敢言，能够和毛泽东展开争论的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彭德怀的这个特点，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虽不免有使毛泽东不快之处，但毛泽东对他仍然总是委以重任。从1945年“七大”整风以后，彭德怀常说，他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三部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回顾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时说，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建国后，这种关系有了变化。在毛泽东因其思想和领导使中国革命获得辉煌的胜利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渐渐产生了。毛泽东曾经规定不给领导人做寿送礼，不以人名来命名地名、工厂、学校等，这是十分英明的。但《东方红》的歌声在其后28年中响遍中国大地。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听到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时唱了《国际歌》和《东方红》，他“感到《东方红》这歌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同《国际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原歌词译文——编者注)，似乎有些抵触”。他觉得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见彭德怀笔记)。尽管这个想法他并未向别人谈起过，仅仅在以后的关于唱歌的建议中透露了这一心迹，竟成为他后来受批判的罪状之一。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中南海，但去见毛泽东需要先打电话约定时间，日常的接触割断了，称呼也起了变化，过去是老彭、老毛，现在“称呼主席，觉得不习惯”(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在座的中央委员提意见时，要他们学习海瑞给皇帝提意见的榜样。事情在发生变化，毛泽东在党内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和过去的战友拉开了一个大的距离。彭德怀感到了这样一种趋向，内心不赞成、不习惯。他认为，毛泽东是英明的领袖，但也是人。“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这是彭德怀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一句话。

　　在庐山会议上，他看到要真正扭转当时的局面，关键在毛泽东，他决定写一封信把意见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意料之外。3天后，这封信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到各组讨论。讨论中多数人基本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完全同意和基本反对的都只有几个人。23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外之攻指1957年的“右派”言论，党内之攻是指彭德怀的《意见书》和那些同意彭德怀看法的发言。

　　毛泽东23日的发言，除批判彭德怀的意见外，把问题提高到“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的与彭势不两立的程度。他还提出，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于是形势急转，会议转入批右，批彭、黄、张、周，并为此而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

　　在23日被召上山的林彪，提出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确”，“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彭德怀做了违心的检讨。

　　庐山罢官后不久，在北京，毛泽东邀彭德怀共餐，并希望彭承认错误。彭德怀默默不语。

　　“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语)。1959年因此而批判彭德怀，今天人们却因此而怀念彭德怀。海瑞的刚直不阿是值得景仰的。不同的是，海瑞是中国历史上忠君的榜样：“文死谏”。彭德怀却是对“忠君”思想的反叛，他基于对人民和党的高度责任感，敢于与正在一步步被神化、“君”化了的领袖据理力争。

　　1959年10月，彭德怀从中南海迁居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一边读书、反省，一边开荒种地，心情处于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之中。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检讨自己在7月14日写的信是向总路线“进行了攻击”，“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是“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大泼冷水”。然而这个检讨是违心的。他在一则笔记中写道：“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呵!真如万箭穿心似的。”使他更加难过的是，他清楚地看到：“庐山会议时‘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象，使一世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见彭德怀笔记)。而毛泽东的看法是：“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个时期，又要来纠正。”

　　彭德怀的这种心情，和一些关心他的同志对他的劝告南辕北辙。这些战友劝告他，为了大局——党的团结、毛泽东的威信，不仅要任劳，而且要任怨。而他的苦恼却在于：“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问题。”这个是非是关心着他的战友们尚未深刻意识到的另一个大局：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前景。然而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前景的一封信，引出了“团结”或“威信”这样的另一个大局。为了引出的问题，又不得不牺牲本意要解决的问题。真理只得向谬误低头了。

　　在吴家花园，彭德怀更加焦虑地看到，毛泽东在全国进一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彭德怀，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各级，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4月，在全国继续“大跃进”的声浪中，彭德怀重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倾使本来已经存在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他满腔愤懑，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对党对人民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他的许多看法，无处可诉，无人可诉，只能诉之笔端，诉之未来。他无保留、无顾忌地写下了对那个曾被誉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今天读来，他写下的这个看法，竟是我们迄今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错误了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

　　他写道：1958年北戴河会议，对于发展工矿企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都是高指标的，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对粮食、棉花、钢铁这样的基本产品的估产过高而导致“全民大办钢铁”等各种“大办”和“吃饭不要钱”，到庐山会议时，比例失调已成为突出矛盾，既不正视事实之严重，又不悬崖勒马，进行有效调整，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付出很大代价，然后才能改正这个错误。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取得伟大胜利后骄傲自满。他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严重的教训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即对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重视不够。1958年以后，在某些问题上忽视了这一法则，恰当地说，理论上承认它，实际对有计划按比例重视得很不够。第三是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情况缺乏全面认识。在穷字方面的反映，即穷则思变，应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行动要求，人民群众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共产党应当积极领导群众尽可能以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适当地满足群众的要求。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工业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因此工农业生产水平都很低。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无疑需要几十年，至少也需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能改变国民经济的全部落后面貌，而不是什么三年苦战就可以做得到的。这可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金积累、物资分配必须适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必须相适应。他认为，从1958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在彭德怀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盛行的许多错误口号和作法都提出批评，如对“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成绩和缺点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等。对于当时各种大办、大搞群众运动，他尖锐指出：“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于要求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件工资，商店实行无人售货，农村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和穷队拉平，等等。他都认为是政策上的“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违反社会主义阶段现在时期的经济法则，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的问题。”

　　当我们读到彭德怀当年写下的这些看法时，不禁要想，如果他的这些意见当时能为毛泽东所接受，能够及时纠正当时的错误，我们的国家就会少受多少损失，我们的人民就会少受多少痛苦!不幸的是，彭德怀当时却处在举国上下党内党外的批判之中。

　　有人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的，因彭德怀突然向党中央进攻，因此中央不能不调动力量，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后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真的当时中央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末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来反对呢?”

　　事实是，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的本意虽是要反“左”，但在毛泽东说来，是不心甘情愿的。他认为：“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他当时已对需要降低经济指标感到不快，看作是一种“泄气”。他提出的对当时形势的总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不少，前途光明。”而其中的“问题不少”，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尽管会议初期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反“左”，但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可从当时两个人的心情上看出来。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有故乡之行。尽管时间相去不远，地点都在湖南，其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毛泽东在《回韶山》诗中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名句，他看到的是故乡的一片丰腴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景象。彭德怀不是诗人，但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的是另一首诗中描绘的景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这是平江县一个红军残废战士在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的。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的笔记中，彭德怀引录了这首诗，并深深感叹说：“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乌石、韶山两个公社和平江县参观之后，彭德怀就“为人民鼓咙胡”，小声说了一点话。他发现这几个地方实际收获的粮食没有公布的数字多，有的作了假。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彭写的《八万言书》中的话)在株洲与薄一波讨论之后，彭就给中央写信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从1200亿斤减到900亿斤。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已是他第二次“为人民鼓咙胡”了。他是在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深怀忧虑中登上庐山的。而毛泽东称第一阶段的会议为神仙会，即兴吟诗：冷眼向洋，热风吹雨，追思陶令，问询桃源。两者也是大异其趣的。

　　其实，1958年9月，彭德怀开始到各地视察时，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十分热衷的。走的地方多了，才渐渐发现了问题。到了湖南，他就有意识地寻根究底，弄清真实情况。而他一旦采取了求实的态度，就完全同情群众遭受的“大跃进”、“共产风”之苦。群众也把心里话和事情真相通通倾泻在他的面前：为实行“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建立起来就拆房子；为放“卫星”，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打人成风；劳动中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等等。不少农民到彭德怀处申诉告状。

　　彭德怀在《意见书》和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笔记中，对“左”的错误能具慧眼，就是本着这种彻底的求实态度和对人民疾苦不能忍受的切肤痛感。说起来简单，历史却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同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62年形势迅速好转，彭德怀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这封信的精神基本上是好的，只在公共食堂等问题上解决得还不彻底。1962年9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回乡做一段调查，得到批准。为革命征战辛劳半世，他实在不堪忍受闲居隐逸的生活。他认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已在实践中趋向一致。

　　他没有料到，在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一个更大的“左”的狂潮席卷全国，又造成十年灾难。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我们党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的那一天。

第七编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从整风到反右  

　　发动全党整风  

　　反右派斗争  

　二、在“大跃进”中  

　　发动“大跃进”  

　　吟就《送瘟神》  

　　北戴河会议前后  

　　视察大江南北  

　　金门炮战  

　三、反思与自责  

　　纠“左”的起步  

　　“压缩空气” 

　　五十六字诀  

　　提倡海瑞精神  

　　回韶山  

　四、庐山会议  

　　“神仙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  

　　巨星的陨落  

　　会见贺子珍  

　五、主权之争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  

　　苏共“二十大”前后  

　　第二次访苏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  

　　中苏破裂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哲人的沉思  

　　同甘共苦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七千人大会  

　七、重提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  

　　投了“不信任票”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八编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  

　　炮打“司令部” 

　　“天下大乱” 

　　全面夺权  

　　中共“九大” 

　二、惊心动魄的斗争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批陈整风  

　　“弹指一挥间” 

　三、开创外交新格局  

　　国际形势座谈会  

　　与尼克松握手  

　　“不要强加于人”  

　四、重病的日子里  

　　出席陈毅追悼会  

　　“组阁”风波  

　　支持邓小平工作  

　　最后的抉择  

　　病逝北京  

　附录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