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一座座村落和园林。在日落时分，我在树林间瞥见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原来那就是北京的城墙！我只觉得自己仿佛在赶赴人生中最了不得的一场盛宴。此时我是孤身一人与那两个中国人同行，相互之间的对话只限于中国话里最常见的字句。但是现在，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我自己规划的亚洲内陆漫游之旅就要走到了尽头，想到即将与人类文明重新拥抱，不知是舒适，抑或是不适。
我坐的驮轿像只船一样摇摇摆摆地进了拱状的南城门。来到领事馆的大街，我看见路左边有一扇白色大门，外面站岗的是两名哥萨克士兵。我向他们打招呼，询问这座房子的主人是谁，士兵答道：“是俄国公使。”妙极了！在那个时候，瑞典尚未在“中原王国”派驻代表。我一下子跳出那左摇右晃的驮轿，径直穿过一方大院子，来到一幢富有典雅中国特色的房子跟前，周围聚满了一帮中国侍从。有个跟差的进去为我通报，不到两分钟，俄国的代理公使帕夫洛夫(M.Pavloff)出来迎接我。他衷心祝贺我完成了这趟旅程，并且告诉我他很久以前就得到圣彼得堡外交部发来的指令，原驻北京的卡西尼公爵(CountCassini)如今回国度假，现将他的寓所安排给我住。
此时不禁回想起在科曼夏的时候，好人哈桑给我住的那个宫殿！这一次也是如此，我来到此地时身心疲惫、囊中空空，除了手里提着的便一无所有。我从沙漠深处而来，睡过蒙古人简陋的帐篷，此时却置身于一幢拥有客厅、餐厅和卧室的豪宅，屋内铺着中国式地毯和丝绸刺绣，摆有贵重的古董和价值不菲的铜器，还有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瓶碗器皿！
旅途的生活太粗糙，我花了三天时间才从头到脚换成新颜，从一介流浪汉变为一个绅士。也只有等这个蜕变的过程结束，我才能去拜访各国大使馆，一头扎进各色晚宴和聚会的漩涡之中。
我对北京最美好的回忆是与李鸿章的相识相知，他是位睿智的老政治家，名震天下。同时他也是当时中国公认的最富有的一位。虽然处于这繁复如迷宫的房舍和街巷之中，他的生活方式却是十分简朴而不张扬。那个时候，北京城里的街道既窄又脏，人们也还没有像今天那样使用汽车或马车，甚至连拖板车也没有。即使是人力车，在北京都难有立足之地。街上太脏，而且出门去任何地方都比较远，因此走路上街简直不可能。一定要出门的话，只得骑马，或者坐轿子。
李鸿章笑容可掬，接见了帕夫洛夫和我。他问了问有关我的旅程和计划的事情，然后邀请我们数天之后来赴晚宴。
那场晚宴真是绝妙无比！在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中央摆上一张小圆桌，屋内墙上只有两幅照片，别无其他的装饰。一见我们进来，老人立即让我们看墙上的照片，掩饰不住得意的神色。一幅是李鸿章和俾斯麦(Bismarck)，另一张则是李鸿章与英国首相格莱斯通(Gladstone)。照片里他面带微笑，颇显尊贵优越，仿佛在暗示这两位欧洲政要与他相比，不过是区区小人物，他们能和他合影留念，本应心存感激、荣幸之至的。
菜都是欧式做法，香槟酒也尽可畅饮。我们借助一位翻译，谈起去年(1896年)李鸿章前往莫斯科参加俄国沙皇加冕仪式的旅程，以及对欧洲数国和美国的访问。我们也同样说到我穿越亚洲大陆的历险。谈话中间有过几次尖锐的交锋。以李鸿章本人的经验来判断，所有来访北京的欧洲人都怀有不良的动机，无非是来此获取一些利益。他相信我也不例外，于是向我坦白道：
“不用说，你来这里是想在天津大学里谋个教授的职位吧？”
我回答说：“不必，多谢！即使大人真的给我这样一个职位，再配上部长级的薪水，我也不会接受的。”
在谈及瑞典国王的时候，李鸿章所用的称呼是“王”，即“诸侯亲王”的意思。
帕夫洛夫解释说瑞典国王极为独立，也享有实权，和欧洲列强的君主同在一个级别。这时我向李鸿章发问：
“去年大人出访欧洲，离瑞典也不远了，为什么不去瑞典访问呢？”
“我哪里有时间将你们那里的国家一个个都看过来呢。不过你不妨跟我说说，瑞典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生活的。”
我说：“瑞典是个幅员辽阔、生活安乐的国家。冬天不会冷得过头，夏天也不会太热。那里没有沙漠也没有草原，只有田野、森林和湖泊。既没有毒蝎也没有猛蛇，野兽之类更是罕见。没有富人亦没有穷人……”
正说到这，李鸿章打断我的话，转向帕夫洛夫说道：“多奇妙的一个国家！我要建议沙皇将瑞典占为己有。”
帕夫洛夫甚为尴尬，不知道该如何打圆场。他回答说：“这不可能，大人！瑞典国王和沙皇是世上最要好的朋友，彼此绝不会恶意相向。”
李鸿章随即把问题指向了我：“你方才说你一路走过东突厥斯坦、西藏北部、柴达木和蒙古南部。那你为什么要踏足这些属于我国的领地呢？”
“为的是探索这块地域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将其绘制成地图，并研究那里的地理、地质和植物的情况，而最重要的，是要找出有哪些省份适合瑞典国王占为己有！”
李鸿章好脾气地大笑起来，竖起大拇指赞道：“好样的，好样的！”我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他没有就瑞典征服中国属地的话题继续追问下去，反而觉得可以拿另外一个话题来为难我，便问道：
“如此说来，你也研究地质的东西。那么假如你骑过一片平原，遥遥望见远处有一座大山，你能立即看出那座山是否藏有金矿吗？”
“那根本不可能！我必须先骑到大山跟前，仔细地研究山岩的成分才行。”
“那真要多谢你了！这不需要什么高妙的技术。你能做的我也做得到。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凭远观便可判断山中是否有金矿。”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回合我败下阵来。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对手可是中国近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所以与他对阵，虽败犹荣。我们席间的谈话就是照着这个路数进行下去。等晚宴结束，我们起身告辞，便又坐上摇摆的轿子打道回府。
在北京盘桓十二天之后，我回到张家口，与此同时，仆人伊斯兰也正带着行李赶往此地。我决定从蒙古和西伯利亚这条路线返回家乡。当时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还只通到叶尼赛河以东的康斯克(Kansk)，因此我只能乘坐马车和雪橇走上一千八百英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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