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约在公元前242年，也就是战国末年，秦国军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东推进统一步伐、战国分裂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当时的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一个以给人相面闻名的吕姓人家，喜得一女。父亲吕公将女儿端详一番以后，不禁暗喜：吕家门楣即将光大！为了吉利，怕小家小户保不住女儿的性命，吕公就为女儿取名为“雉”，用野鸡作为女儿的名字，可以避免鬼神作祟，保护女儿平安。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吕公所预料的那样，吕雉果然光大了吕家的门楣。这可不是一般的使吕家脱贫致富，而是使吕家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过，令吕公没料到的是，吕家后来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这个光大吕家门楣、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吕雉，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后——吕后。
众所周知，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皇后是皇帝正妻的专有名称，从理论上说，有皇帝，自然有皇后。但是，历史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男权社会里，皇后并不是凭借其婚姻关系自然生成的，而是由皇帝根据各种力量的综合平衡和个人喜好在众多的嫔妃中选择确立的。皇帝是天下之君，又是天下之父，皇后则是天下之母，所以皇后有着“母仪天下”的重任。有责任当然也就有其相应的权力，不仅后宫事务由皇后全权处理，而且朝臣更是千方百计通过皇后及其党羽了解皇帝的意向，谋取个人利益，形成皇权的分割势力。战国末年的韩国学者韩非曾就历史上皇帝和皇后之间权力角逐的实例进行过深刻的分析。秦始皇十分欣赏韩非的才华和理论洞察力，十分赞同韩非的结论，大约是接受了韩非的分析，担心立后不利于皇权的集中，所以，他虽然当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却没有确立皇后，为后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也使得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后。
那么，吕雉是怎样由一个普通富家女登上皇后的宝座的？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和吕家的命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吕后是否是天生的皇后命？如何认识吕后的历史作用？在古人的心目中，吕后是个什么样的女性？……所有这一切，都要深入到秦汉鼎革的历史深处寻求答案。
吕雉会在历史留名一方面因为她是刘邦的皇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在刘邦死后，以太后的身份实际掌握汉家政权15年（公元前194年汉惠帝登基到前180年文帝继位），这15年正是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吕后之所以能以太后的身份掌权15年，又和她在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密不可分。她虽是一个女人，但她“佐高祖、定天下”，后又实际掌握汉朝政权15年，那些出生入死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在她的座前不得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尽管在传世文献中，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关于吕后“佐高祖、定天下”的过程记载少而又少，但是，要想把握吕后的生平，还必须从刘邦说起。所以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叙述汉朝建立的过程时，以刘邦为主，汉朝建立以后，我们的女主人才真正地成为主角。
关于吕后的研究和评价，后世史家关注是比较少的，既没有后世文人作家以之作为文学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也没有人从学术的层面对其进行正面的、系统的、认真的研究，或者把吕后及其时代统一起来，考察时代风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考察帝王权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如果说吕后曾经受到过重视的话，大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评法批儒”时，她作为政治工具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被翻出来，当然此时的吕后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吕后。“文革”动乱结束后，学术界将吕后还原为历史人物，但是远远谈不上研究的重视，有的是从后宫斗争的角度评价吕后性格的残忍，有的是在研究刘邦时将吕后作为陪衬，使人们无从了解历史上的吕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文献关于吕后的记载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太远，又没有什么浪漫的情节供人们欣赏，也没有什么时代意义供人们借鉴，所以关注吕后的就更少了。剩下的就是现代坊间戏说吕后的读物摆在读者面前了，但是这些戏说大都只是戏说，和历史事实的距离远得根本无法估量。
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吕后，也为了再现那一段历史的风云，使现在的读者在历史风云的激荡中领悟王朝更迭的来龙去脉，本书以事件为主线，在学术第一的原则之下，打破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传统写法，只在十分必要时引证历史文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将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叙述出来，对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分析则以史学研究为基础。
笔者自信，本书中所做的分析虽未必都正确，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人的认识包括笔者自己的认识都会发生改变，但是本书的写作原则和态度不会改变，“细说”的特点就是“考证细、事实细、分析细”，之后而形诸笔端。当否，请读者批评指正，笔者一定勉力改进。
一 相面人家的千金——吕后
约在公元前242年，吕雉出生于单父，也就是现在山东单县的一个吕姓人家。父亲名文，字叔平，擅相面，当时人们多尊称为吕公。
单父位于当时的丹水和济水的交界处，在西周和春秋时属于鲁国。鲁国本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国，都城是现在山东的曲阜。因为周公要留在周王身边辅政，就由周公的儿子伯禽到曲阜负责建国事宜。在当时，鲁国面积有限，就是曲阜一个城池加上附近的一些居民点，而后逐步发展，面积慢慢扩大，单父成为鲁国的城邑。在春秋时，孔子学生宓子贱曾经做过单邑宰。从文化传统上看，鲁国是周人文化在东方的延伸，伯禽建国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方针是用周人的礼乐文明改变鲁国居民的风俗习惯，所以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落、礼乐沦丧的时候，鲁国成为西周礼乐传统的中心地区，孔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致力于完成恢复西周礼乐社会这个理想的。历史的车轮进入战国时代，鲁国的西面被魏国兼并，单父遂成为魏国的一个邑，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国时，单父人多地少，交通便利，经商成为致富和生存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
这里的“及其衰”就是指战国时代而言的。战国时鲁地的民风一是“好贾”，即喜好和善于经商；二是“趋利”，即唯利益至上。在地缘上，司马迁的概括是包括了单父地区在内的。
不过，单父民俗不仅受到鲁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受到楚国和魏国风俗传统的影响。战国时的楚国地域辽阔，风俗多样，司马迁将其分为三个区域：西楚、东楚和南楚。司马迁对西楚风格的描述是：“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东楚又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其北部的风俗和齐地相似，齐地风俗的特点是：
“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概括，魏国因为地处殷商故地，受商王朝遗风较多，“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从地缘上看，单父地处西楚的东边，与东楚西北交界，又因处于魏国的东端，受到鲁文化传统的影响，实际上兼有四者的风俗特点，逐利、重商、尚智、崇武。实际上，逐利是战国时期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只是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有的是尚武，有的是经商，有的是游说，有的是重农，有的是重文，等等。具体到一个家族，表现就更加个性化了。
吕雉生在战国末叶，其时七雄并立，秦、楚、齐、燕、韩、赵、魏，其中以秦国力量最为强大。天下统一于秦的历史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东方各国已经无力阻挡秦国统一的步伐。在东方六国中，韩国力量最弱，其次就是魏国。就民心而言，对秦的恐惧早已笼罩了魏国百姓的心理。此时的魏国民众，考虑的是自己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怎样谋生。想像过去那样，凭借一身武功去立功疆场以博取富贵是不可能了，学习纵横之术去游说各国联合抗秦也没有了现实可能性，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捆在一起来谋求富贵是没有出路的，只能靠个人特长了。对这一点，吕后的父亲吕公是很清楚的，于是他钻研相面之术。
在现代看来，相面之说，固属骗人，不过是江湖人士谋生的手段而已。但在古代社会可不是这样。在古代社会，科技很落后，很多事情人们解释不了，就有了求助神灵的做法，时代越早越是如此。就以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殷商来说，当时我国早已进入文明时代，社会生产有了相当的进步，有了完备的国家机器，有着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制度，但商王的大小事务都要用占卜的方式问问神灵的意见而后行动，殷墟发现的卜辞就是商王进行占卜的记录档案。当时的占卜人员可都是知识分子，有着相当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们是神意的传达者，又是人意的代表者，国家有专门机构传授占卜知识，并且其职业都是垄断式的世代相传。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当然远非殷商时代可以比拟，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创造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相面占卜之类仍有着很大的需求。当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社会又处于迅速变动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自己未来把握不定，所以许多事情还要求神问卜，就是国家官吏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时也离不开这些。1975年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曾经出土一批秦朝竹简，其中就有一部分竹简记载的内容是《日书》，相当于后来的皇历，不过内容较后来的皇历要复杂得多，不仅居家生活的诸多事务要查《日书》，看什么时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官吏查办案件居然也离不开《日书》。如发生盗窃案件以后，官吏就可以根据案发的时间、地点，再根据《日书》的提示判断嫌疑犯的体貌特征、居住地点、逃亡方位、如何缉拿，等等。这在现代看来，当然可笑，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蒙冤下狱。但在当时，这却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容怀疑。懂得这些知识的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在当时被称为“日者”，受到人们的特殊尊敬。
相面是根据人的体貌特征指示人生祸福吉凶的，虽然和那些根据黄道吉日决定行止者有别，但因为可以指示人生未来，和人的荣华富贵紧密相连，也格外地受到人们的重视，相者也自然格外地受到社会的尊重。相者也要有一套专门的知识，受过专门的教育，要有一定的家学渊源和经济实力。所以，吕公以相面著称，还被后来专门记载相面理论和方法以及著名人物的相面专书《相经》收录，可见其影响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所能比拟。
吕雉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自然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吕父希望吕雉长大以后，嫁一个大富大贵人家，光大吕家门楣。
刘邦就是吕公亲自为吕雉选择的丈夫，吕雉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
二 吕雉奉父之命同刘邦成婚
吕雉的童年是在动乱和战争的恐惧中度过的。吕雉出生的时候，正是秦朝大举统一六国的前夜。当时秦国国王嬴政年幼，军政由相国吕不韦掌握，整个秦国忙于调整内部矛盾，为统一做准备，暂时放慢了军事进攻的步伐。对于六国而言，虽然此时相对平稳，但人人都明白，秦朝军队的进攻不过是早晚的事，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力和秦抗衡，人们内心无不充满着不安和对秦军的恐惧。当吕雉刚刚懂事，秦军即吹响了进军东方的号角。从公元前230年也就是秦始皇十七年开始，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此时的吕雉已经二十多岁，用当时的眼光看，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在一般人家早已结婚、生儿育女了。因为吕公要选择一个非常的女婿，吕雉仍然待字闺中，才有了后来与刘邦的结合。
不过，吕雉和刘邦的结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秦统一之后，整齐制度，厉行法制，迁徙豪强和六国宗室，加强对东方六国地区的控制，打击地方势力。在单父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吕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自然也受到影响，原来的地位和财产因为制度的改变而大部分丧失。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国家控制农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土地。在战国时期，土地在法理上都是国有的，都实行国家授田制，但各国对土地的控制程度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六国对土地的控制要松一些，贵族凭借其身份，大手工业主凭借其经济实力，地方豪强依靠其社会势力，占有较多的土地。而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严格实行军功授田制，普通百姓成年以后每人授田一百亩，有爵位者，根据爵位高低，增加授田数量，并由官府分配劳动力进行耕作。土地多少和人的政治地位相联系，而政治地位取决于军功位，没有军功者只能有田百亩。秦朝统一之后，将秦的授田制度推行全国，按照身份统一授田，那些六国宗室贵族、地方大姓、大手工业主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丧失其土地，自然怨恨秦王朝，希望恢复过去的美好时光。于是秦始皇把他们迁离原籍，剥夺其资产，打击其反抗行为。像吕公，长于相面，受过一定的教育，家境富裕，但没有军功爵位，只能按照普通农民的身份授田，其原来的土地田产只能被收为国有。不过，吕公在秦朝的日子还不算难过，因为相面活动在秦朝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秦始皇因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民间收藏的诸子学说都在焚烧之列，但卜筮医相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所以靠相面混饭吃并不困难。不仅普通百姓需要相面，就是大小官僚也要相面，所以吕公在地方上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不仅和地方头面人物交往甚密，和许多官僚也有非同一般的交情，其中就有沛县县令。刘邦在沛县县令为吕公接风洗尘的宴会上见到吕公，后来在吕公的主动要求之下娶吕雉为妻。
按秦朝制度，所有人口都按五家为伍、若干伍为里的方式统一编制于户籍，集中居住在一起，每一个里有编号和名称，里周围有围墙，里民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由里门凭证件出入。每个里不仅设里监门检查出入里门的里民有无违反规定的行为，而且里民之间还要互相监督、互相检举；若干个里组成一个城邑，也凭证件出入城邑，所以一般农民是没有行动自由的。但是，相面的术士是特殊人群，有专门的户籍和证件，可以游走江湖，这就有了到各地结识地方官吏的方便。吕公大约就是在行走江湖时结识沛县（今江苏徐州沛县）县令的，并成为沛县县令的贵宾。后来，吕公在家乡和人家结下仇怨，为了躲避仇家，举家迁移到沛县，投奔沛县县令。按照当时制度，人口增加对于地方官吏特别是县令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绩。吕公全家的到来，对于沛县县令来说，就有了双重意义：于私是朋友聚会，于公是治理地方有方，才有其他地方人口举家迁徙而来。于是沛县县令广散消息，大摆宴席，大张旗鼓地为吕公接风，实际上是想借机敲属下竹杠。而对于那些地方名流、县廷属吏来说，也正好有机会在宽松的环境中亲近县令，虽然这一顿酒宴不见得如何丰盛，自己还要有不小的破费，但破费以后还可以用各种手段从老百姓头上捞回来，所以一时之间贺客云集。对这些，沛县县令心知肚明，早有准备，让县主吏（又称为公曹，负责全县官吏考核，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属吏）萧何在大门口专门收钱，并且规定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不能进入大堂，只能在堂外。这一千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官吏一下子拿出这么一笔钱也不轻松。在当时，一般同僚之间有事送礼也就是三五文钱。所以，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小吏来说，实在是有些肉痛，一心的不情愿，还得装出个乐呵呵的样子来。
就在大家为着贺礼心疼而又强颜欢笑的时候，刘邦来了。
当时刘邦任泗上亭长。亭是隶属于县的分管地方治安的机构，和乡平级。当时的刘邦虽身无分文，但口说带贺礼万钱。这一万钱可是一笔巨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汉武帝前期的物价，一匹马约四千钱，一头牛约一千两百钱，一头猪不到八百钱，一个奴隶两千钱，一钟粮食才两百钱。一钟相当于六石四斗，一石不过三十文钱。一千钱可以买三十多石粮食，相当于当时三十亩地一年的总产量，万钱相当于三百多亩地一年粮食总产。这是汉武帝初年的物价，秦朝初年在厉行重农抑商的环境下，物价比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汉武帝初年要低得多，刘邦所说的万钱的购买力就更高。面对这样巨大的贺礼，无论是吕公还是县令，都会惊喜异常。
果然，吕公听说有人如此大方，既惊又喜，急忙出堂相迎。无论是萧何，还是其他的贺客，对于刘邦的话都不相信，但众人在惊愕之中一时都没来得及去揭穿。刘邦对大家的反应也心中有数，于是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早已破门而入，大摇大摆地来到贵宾席上，毫无愧色地坐下，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起来。
萧何知道刘邦说的贺钱一万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担心吕公信以为真，就对吕公说：“刘季（刘邦字季）平时好说大话，不办实事。”言下之意是告诉吕公不要把刘邦的话当真，刘邦根本不够资格坐在贵宾席上。但吕公不为所动，对刘邦十分尊重，彼此推杯换盏，亲密无间。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客纷纷离席时，吕公用眼神将刘邦留下，待客人散尽以后，吕公主动提出想要无条件地把女儿嫁给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吕公的原话是这样的：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望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
“臣”是两人对话时的自谦之词，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从小就喜欢相面，以相面见长，相过很多人，但都没有你刘季的面相尊贵，希望你自我珍惜和保重。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嫁给你；如果你已经有了妻室，我女儿就给你做个打扫庭院的女仆也行。所谓“箕帚妾”既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也包含着事实的因素在内，在当时来说，一夫多妻是合法的普遍现象。值得玩味的是吕公对刘邦说话以“臣”自称。“臣”是当时通行的自谦之词，表示自己的地位在对方之下，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或者要求。但是，就吕公与刘邦二人的关系来说，按年龄，吕公是长者；按辈分，吕公是长辈；按地位，吕公是县令的贵宾，刘邦是县令的属吏，吕公的地位远远高于刘邦。吕公主动提出把自己的爱女嫁给刘邦，吕公也就成了刘邦的岳父，而作为岳父的吕公居然自谦称臣，这表明了吕公对刘邦的看重，以及对女儿婚姻的期待。
对于刘邦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意想不到的美事，哪有不同意之理？他立即应允。从此吕、刘两家结为姻亲。
吕雉虽然对刘邦一点不了解，但父命不可违，只能服从，就是有什么不满，也不能表露；再者，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是二十大几的人了，这在当时可算是大龄，一般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嫁人了。但是，吕雉的母亲对吕公的这个决定可是老大的不乐意，怒气冲冲地对吕公说：“你平常老说我们这个女儿非常人可比，将来一定能有非凡的作为，要嫁一个真正的贵人。沛县县令对你情深恩重，多次向你提亲，要和我们结为儿女亲家，你都不同意，现在怎么把女儿嫁给了刘季？这就是你所说的贵人吗？贵人就是这个样子？”吕公并不多加解释，说：“你一个女流之辈懂什么，以后自然就明白了。”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纵然有千般理由，只要丈夫不同意，还得服从丈夫。就这样，吕公就凭着自己的第一印象，把吕雉许配给了刘邦。
……
展开
——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