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的制度语境从国防教育学学科发展应有之义考虑，建设高校国防教育师资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要建立和完善学科师资与学术队伍。从管控长远的视角探讨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就要把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既放在高校之内审视，又超出高校的种种界限，基于宏观背景，分析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的军地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与变化，以不至于盲人摸象。从纵向看，当前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与1985年军训改革试点时的师资建设有相似性。彼时是百万大裁军，也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经过六年多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也随之变化，高校逐渐突破障碍和束缚，教育改革也逐步展开。但也存有不同之处：1985年军训改革试点时，中越战争尚未结束；80年代的高校预算紧张；高校与社会紧密度不如今日。但戏剧性的是，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瓶颈依旧存在。1995年国家教委体卫司司长宋尽贤指出，要加强国防教育制度化建设和军事课教师队伍建设。王孜：“让绿色军营走进学生的生活:军训十周年之际访国家教委体卫司司长宋尽贤”,《中国高等教育》,1995年第11期，第46页。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国办发［2017］76号文件依然指出师资难题。《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7］76号）中第二部分第七条提到“有条件的高校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军事教师”。应当说，在社会改革、高校改革和国防与军队改革均不断深化的当下，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为此，首要问题是要弄清建设背景，及其赖以维系的制度关系或制度语境。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谈高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的内涵和建设路径。第一节大学治理与大学内涵式发展从各主要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上看，大学这里以“大学”指代包括大学、学院等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为论述方便，遵循大学发展的时空路径。下文亦同。向来是国家精神的支柱。当国家面临重大改革或为把握重大机遇而寻求突破口时，对大学机构的关注，就成为可能的成功范式。即使是在清朝维新运动或慈禧新政时期，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府也拔地而起。欧洲中世纪晚期，世俗与宗教的抗衡，也是从创办商业性行会学校展开的。从中国现代大学百年发展史来看，中国大学治理已被置入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之中。从功能结构来看，现代国家使大学使命实现了内涵转换与范式拓展，对大学系统进行了身份和等级塑造，在大学内部推动了结构与体制的拟合。从实践上看，“强国家—强社会”模型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走向，国家与大学应不断调适权力边界与活动空间，大学应在功能定位与使命聚焦、身份重建与组织再造、法治规范与精神培育等方面的持续改革中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变。蒋达勇、王金红：“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中国大学治理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的整体性考察”,《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第23页。正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大学才明确了自身治理空间和任务，并借由治理体系的确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专心于自身内涵建设，增强参与国家建构的能力。一、对大学治理与大学内涵式发展的思考大学治理是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前提。大学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和跨越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大学治理，这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但大学治理和大学内涵式发展，并非是说先要完成大学治理，接着就会出现大学内涵式发展。要想达到理想目标，根本是要在大学治理的制度设计上，主动考虑到大学的内涵指标体系。在大学治理过程中，逐步评价内涵进展，做出相应修正，即大学治理并不是必然向好的过程，也存在着治理偏离。正因为如此，大学才需要治理。（一）政府在大学治理和大学内涵式发展中的主要责任从职能释放角度看，政府对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履行的是监管职能。但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大学主体逐步要求办学自主权。于是，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就进一步表现为治理。因此，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界探讨政府、市场与高校或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时，始终把市场和社会放在中间环节，在必要的政策性管理过程之外，也逐渐倾向使用“治理”一词。甚至政府也逐渐用“政府职能治理或政府治理、政治治理和政策治理”等概念。实际上，治理理论也仅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问题层出不穷的20世纪90年代逐渐被理论界和政策界关注并加以运用。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治理，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行政宏观调控，后者则突出政府只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界因素之一，是平等的外界参与方。当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理念推陈出新之后，大学治理就分化为大学外部治理和大学内部治理。大学外部治理就是政府对大学的治理。政府治理大学，首要问题是确立大学的外部治理体系。大学外部治理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能够对大学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他主体，在理性化思维的指导下，作用于大学组织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甘晖：“基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第37页。其次的问题是在确立了大学外部治理体系之后，提升政府对大学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是各个治理主体共同作用于治理对象时表现出的行为素质，蕴含在治理主体自身及治理体系之中。甘晖：“基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第37页。政府参与大学治理的本质就是政府要促进自身有关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吉登斯指出，“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关于现代化研究，国内主要是从欧洲现代化特别是英国现代化视角，指出现代化是促进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之一。刘金源：《现代化与英国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8页。综合大多数学者的共性认识，现代化主要是国家和政府执政的理性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因此，政府的大学治理能力，主要是在与其他主体并行促进大学治理向好的过程中，能够理性认识自身能力范围，科学对待其他各类主体，并将参与治理过程逐步制度化的能力。关键是要区分自身的两种角色：治理角色和管理角色。后者主要是行政命令和宏观管控，起方向引导作用；前者主要是条件提供和环境培育，起促进作用。（二）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从高等教育理论看，大学治理属于教育政策范畴。诸多教育学学者提出了大学治理设想，但多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范式，剥离了这些范式，难以发现可取之处。如部分学者提出“教授治校、学生参与”等概念。诚然，大学治理需要教授治校和学术主导，以促进大学作为社会发展加速器的职能落实；大学治理也需要学生参与，缺乏学生参与的大学会异化为普通社会机构，并逐步萎缩，大学需要倾听学生呼声。然而，教授治校过程中的学术异化、“山头主义”、政治敏感缺乏等问题也非常突出。对此，鲜见独到见地。同样，学生参与的前提是学生“有序、有能、有力”参与，而不仅是形式参与。学生评教是否可取，至今仍是主流话题：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厚此薄彼，导致教师依附学生；当在线开放课程进入高校后，如何准确评价校内教师（校外教师的线上课程有时也需校内教师承担线下部分，但如果校外教师课程质量差，会导致学生认为校内教师也差，实际情况可能相反），迄今未有研究。诸如此类，都是大学治理过程中绕不过去的细枝末节，以至于有学者对大学治理持悲观态度。当然，除了教育学学者提出有关大学治理的观点之外，大学其他学科教授们也提出不同见解，且称他们为“教育学者”或“教育专家”。他们从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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