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知识的领域里，充满了各种政治的、商业的等社会因素的卷入。尤其是当对人类有害的环境知识会影响到数额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尽管地球变暖的问题，已经被许多的科学家所相信。1995年11月，2 500位知名气候科学家宣称，由于煤炭和石油的燃烧排放物吸收的太阳能超过了维持正常气候水平的需要，地球正在变暖。而气候变化，很可能会引起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失调。他们的报告强调：“潜在的严重气候变化已是确证无疑，这包括在某些地区极端高温天气、洪水和干旱的发生更为频繁，还包括随之而来的火灾、虫害爆发及生态破坏。”但是，这个结论却会影响到千百亿美元的化石燃料产业的命运，因而，遭到的反对也就异常的激烈，反对的科学家集团的势力同样强大。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足够合理的专家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反对者即使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最坏也不过是专家们对他们的观点持怀疑态度。<br> 建构主义者通过对环境知识的解构，让我们看清楚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了解到的环境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东西。而社会之所以能够建构环境知识，则需要我们对“科学的本质”有所了解。实际上，正是由于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为社会卷入制造了条件。<br> 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①是科学理论和数据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不能建构一个好的地球气候动力学的工作模型，一方面现时计算机的能力尚不能同时处理所有必要的测量数据，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不知道一些重要的变量，例如，云、海洋怎样和大气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内核不是一组秩序井然的事实和发现，而是制度化的怀疑主义和不确定性。科学最深刻的动机是怀疑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真理和视作当然的事物；②是不同范式的不确定性。例如，物理和环境科学家会把能源问题看作是一个在有限世界范围内增长的长期后果，而经济学家则把能源问题看成是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问题。<br> 科学知识的探索者，科学家，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对环境问题采取理性的观点。一般认为，市民会因为他们的利益而卷入环境的争斗，但科学家应该采取不带感情的观点来看待环境。而实际上，科学家本人也同样是带着感情去进行研究的，所以，更经常发生的是，科学家热切地关注着他们研究的特殊目标，往往成为环保运动最关键的人物。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孤单的科学家投身于亚马逊河淡水海豚的研究和保护的事。他对这些水生的哺乳动物非常熟悉而且有很深的研究，这发展了他对这些动物的一种爱。使他宣称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科学家不能为他熟知的物种保护而斗争。这种观点可以普遍化：科学家不仅有特殊的原因关心他们眼中的世界，而且他们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集中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发展的努力之上。<br> （3）环境主义和社会<br> 建构主义视角也被运用到研究一些具体的环境运动。凯特·伯宁汉姆（Kate Burningham）就是运用环境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居民关于一条新路的“噪音问题”的抗议活动进行研究。最近，密歇根大学的泰勒（D．E．Taylor），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美国的环境公正运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环境公正范式”的新的分析框架。<br> 很多的学者对环境运动和环境主义进行了研究，汉尼根对此做过一些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建构环境问题时所面临的一些关键任务，主要有这样三个，它们是环境主张的形成、提出和竞争。<br> 首先，环境主张的形成，也就是应该给问题命名，将它与其他类似的问题相区别，并决定主张的科学、技术、道德或法律基础，确定谁应负责改善该问题的行动。<br> 环境问题一般总是由科学界人士发现并提出，普通人无专业知识背景也没有发现新问题的条件。例如，臭氧层的变化。但也有一些问题与我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那些在日常的工作和娱乐中经常接触自然的人如农民、垂钓爱好者、自然保护区管理者往往是问题的最早发现者，如酸雨作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最先是被瑞典一个偏远渔场中的管理人员发现的，他注意到鱼类死亡率的上升与湖泊和河流的酸浓度有关。<br> 在研究环境主张的起源时，研究者要问一问这个主张从何而来，谁提出和使用它，主张制定者代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什么，他们为主张形成的过程带来什么类型的资源。早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时期，环境主张的产生主要可追溯至东海岸的精英人物，“老男孩”争取资金和参与政治活动，掌管动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董事会，保护濒危物种的运动。<br> 当然，在提出环境主张时是需要技巧的，如果摆脱不了学者的谨慎，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以及不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等，一个重要的发现可能会沉寂几十年而不为人们注意。绿色和平组织并不靠自身去发现一个新的环境问题，而是天才加工那些原本无人注意的科学发现。很难理解的概念如“熵”一般不会被主张所吸收，所以，核心概念主要由更易理解的成分如“灭绝”或“人口膨胀”等构成。有时，环境主张的基本内容只有在政治、经济或地理“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才会清晰起来。1973年，欧佩克组织协同行动，在西方工业国家引发能源危机问题即是一个例子。<br> 其次，环境主张的提出，就是说，他们既需要争取关注，也要让其要求合法化，所以，这里涉及到提出环境主张的策略和环境主张的合法化两个问题。<br> 为引起关注，潜在的环境问题必须是重要的、特别的和能被理解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是使用生动的、通俗的以及能使人想象的文字。可视语言能很有效达到这些要求。使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另一做法是引证一些特殊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事件、印度博帕尔化学污染事件。斯坦根伯格提出影响社会运动“决定性事件”的六种主要类型，如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大规模的疾病或传染病，工业污染事件，核污染事件等。在英洛看来，能引起一个环境问题关注的事件是：①引起媒体关注；②涉及一些政府的权利；③需要政府的决策；④不会被公众当作异想天开或昙花一现的事而遗忘；⑤与大多数市民的个人利益相关。<br> 不过赢得关注的这些标准并不就能使问题成为公众话题，只有当问题在媒体、政府、科学界和公众等领域都具有合法身份时，才算达到了目的，所以，环境问题还有一个合法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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