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初年，一个受到中国和印度模式的双重影响，同时又有水稻业做后盾的国家模式，就已在湄公河三角洲上崛起了。不过，在第一个千年里，邻近地区和岛屿上的水利中心的形成，却遵循着印度原型。在这其中是吴哥高棉王国和爪哇中部及锡兰诸王国。在印度，印度河流域一个更早的核心区域曾经支撑着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国家体系；但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这些国家都灭亡了，可能是由于印欧人的入侵。从此，干旱的印度河谷再也没能重拾它往昔的关键角色，而只能充当来自中亚地区的入侵者的一个补充地。从那以后，当国家形成时，它们都起源于恒河河谷，尤其是比哈尔和孟买地区。稻米是这里的主要作物，当年降雨量只有40-80英寸时，稻米种植就要辅以灌溉，而如果年降雨量超过了80英寸，就要修筑堤坝防洪。
在东亚和南亚，因灌溉农业较为发达，这对那些并不实行集约耕作的人群十分不利。在印度，集约农耕民一直压迫着那些实行刀耕火种农业的山地部落，如比哈尔的蒙达人和奥朗人。在中国，汉人始终将他们的历史认同归结到公元前700年后在灌溉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在他们的南部，是非汉人的“蛮族”——“猫”（苗）、莫徭（瑶）以及傣语族。当汉人越过长江进入“蛮族”地区后，他们用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模式将其中某些群体统一起来，同时又把刀耕火种种植者驱赶到更边远的、更荒凉的地区。在其他地方，迁移的种植者为了减轻他们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勒索的压力而不得不向后退缩。其结果是，从12和13世纪之后，非汉人的少数民族的剩余人群只生存于中国东南部和邻近的缅甸、泰国、老挝以及越南的山区。同样的过程也在更小的层次上重复着，灌溉农业在低地地区发展起来，而山地民则采取粗放耕作，在山地和难以进入的腹地进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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