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1943年生于芝加哥，196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耶鲁大学讲师（1968-1970）、布兰德斯大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教授（1972-1998），1999年起担任伦敦政经学院社会与文化理论教授，以及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教授，并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福柯有过合作关系。他的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艺术/音乐、家庭、观念史与身体史。他的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1969）、《阶级中隐藏的伤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以及三部小说。
　　他在学术生涯中因其突出贡献获奖无数，尤其是2006年，在德国“因为其对我们时代的理性的分析”、“在社会学和史学方面的突出成绩”获颁“黑格尔奖”，这个奖项每三年才评选一次，此前获奖的学者包括哈贝马斯、保罗?利科。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中，理查德·桑内特和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鼎足而立，分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公共人的衰落》正是桑内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公共人的衰落》具体展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公共生活现状，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由此证明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而公共生活的衰落，则是入侵公共领域的人格引起的。全书对此观点作了细致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作者追述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宫廷、布尔乔亚阶级、市民阶层的社会存在和交往都有广泛的涉猎：从文学、宗教、艺术到戏剧、音乐，再到服饰、话语、视觉、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对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狄德罗、卢梭等人的分析。最后还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这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对于我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尤其为研究公共空间和个体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出版价值。

　　桑内特将社会理论和历史经验加入了引起争论的主题中：公共世界的平台已经被私人心灵场景侵占了，造成了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桑内特的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市民生活贫困根源的探询，开辟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戏院、政治、城邦生活和家庭功能改变之间的关系的独特视角。
　　——卡尔·朔尔克，普林斯顿大学
　　令人惊奇地呈现着个人和公共表达风格的交替转换……桑内特有时会立刻变身为一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是精神分析法学说的学生、城市生活中的主持牧师。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像桑内特这本书这样，表达了如此多的现代经验。
　　——罗伯特·莱卡赫曼，《星期六评论》
　　《公共人的衰落》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桑内特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我们身边上演。尽管他探讨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但阅读他的著作却是一个愉快的体验：流畅的文笔与深邃的思考合一，并无一般学术著作的艰涩感。对于那个灰色的图景，他没有直接开出药方，但已经暗示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城市通常总是积极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马赛克式拼接的、孤独的个人或小共同体组成的群岛式社会，而是一个所有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
　　——书评人维舟，《广州日报》

　　第一部分　公共问题
　　第一章　公共领域
　　现代经常被用来跟罗马走向衰落的那些年进行比较：人们认为道德腐化蚕食了罗马统治西方的力量，同样，现代西方称霸全球的力量也被道德腐化削弱了。这种观念虽然极其愚蠢，但也有点道理。粗略地看，奥古斯都驾崩之后罗马社会的危机与当今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跟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有关。
　　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已然逝去，罗马人开始将他们的公共生活视为形式的义务。公共庆典、帝国主义的军事需要、和家人之外的其他罗马人进行仪式性的交往，所有这些都成了义务；罗马人对这些义务的履行越来越被动，他们遵从公共秩序的规则，但在这种遵从之中投入的激情日渐稀少。罗马人的公共生活远离了血腥，他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追求一种新的信仰原则。这种私人的信仰很神秘，既逃离整个世界，也逃离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公共秩序的各种礼节。当时这种信仰在近东地区有不同的派别，其中基督教逐渐占据了主流；最终基督教不再是秘密流传的宗教信仰，它本身变成了新的公共秩序的原则。
　　如今，公共生活也变成了形式的义务。多数公民对国家事务漠然处之故不待言，而且他们的冷漠不仅体现在对待政治事件上。在人们看来，对待陌生人的礼节以及和陌生人的仪式性交往，往好处说是形式而乏味，往坏处说是虚情假意。陌生人本身是危险的人物，在大都会这种陌生人的世界中，很少人会感到非常快乐。总的来说，非亲非故的人之间存在的纽带和法律关系可以被当成一种公共秩序，它是人群的纽带，是“人民”的纽带，是政治的纽带，却并非家人和朋友的纽带。和罗马时代一样，今天对公共秩序的参与通常被当作是随大流的事情，而这种公共生活开展的场所也跟罗马城一样，正处于衰落的状态中。
　　过去的罗马和现代社会的不同在于公共生活的替代品，在于私密性的含义。罗马人私下追寻和公共秩序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原则，一种以对世界的宗教超越为基础的原则。而在私下，我们追寻的不是一种原则，而是一种自省，反省我们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感觉中哪些才是真的。我们试图生活在私人领域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之中就够了。
　　现代心理学关于这种私人生活的观念并不清晰。今天很少人会认为他们的心理生活是自发生成的，无关乎社会条件和外界环境。然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如果曝露给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它就会枯萎；而只有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为我们如此关注自我，对我们来说，找到一种私人原则、向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描述我们的人格是什么才变得极其困难。内中缘由是，心理越私人化，它受到的刺激便越少，而我们就越难以感知到或者表达出感觉。
　　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私下追求东方的诸神，他脑海中的这种追求和公共世界是分离的。通过让军令和社会风俗屈从于一种更高层次的、迥然相异的原则，他最终将这些神明曝露给公共世界。而由于私人意义的现代界定，非个人体验和亲密体验的界限并没有这么清晰。我们只有将社会转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系统，社会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清楚一个政客的工作就是执行或者起草法律，但除非能从政治斗争中看出这个政客的人格魅力，否则我们对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兴趣。人们谈论一个竞选职位的政治领导人时，会看他的为人是否“可靠”、是否“老成持重”，而非看他倡导的行动或纲领。这种无视诸多非个人的社会关系、过度关注个人性格的看法就像一个过滤器，影响到我们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它使发达工业国家中阶级的重要性变得模糊；它促使我们认为社群是由一群彼此自我封闭的人构成的，导致我们低估了陌生人之间（特别是城市的陌生人之间）的社群关系的价值。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形式制约了一些基本的人格优点–比如尊重其他人的隐私–的发展，也阻碍了人们理解如下道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非常压抑和紧张，所以只有当欲望、贪婪、妒嫉等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都被封锁起来之后，人们之间才可能有文明相处的关系。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的进展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通过理解独一无二的自我的内在运作方式，去除各种关于魔鬼和原罪的先验观念，人们也许能够从此不再害怕魔鬼和原罪，人们也许能够得到解放，从而更加彻底、更加理性地参与到一种处在他们自己的欲望边界之外的生活中去。人们大多空前地关注他们个人的往事经历和自身的情感，而这种关注被证明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种解放。
　　因为这种对生活的心理想象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我想用一个乍看之下似乎不合适的名字来称呼它：这种想象是一种对亲密社会的憧憬。“亲密”意味着温暖、信任和敞开心扉。但正因为我们变得在所有的经验中都期待这些好的心理感受，正因为如此之多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都不能提供这些心理回报，外部的世界，也就是非个人的世界，似乎让我们大失所望，似乎变得无味而空洞。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回到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所作的讨论。里斯曼将内在导向的社会和他人导向的社会进行比较。在内在导向的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和承诺依据的是他们内心的目标和情感；而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中，这些行动和承诺的依据则是他人的感觉。里斯曼认为美国社会，以及处于觉醒时期的西欧社会，正从内在导向社会向他人导向社会进行转变。这个次序应该颠倒过来。西方社会目前有点像从他人导向社会向内在导向社会过渡–只是过于关注自我的人们说不清内在意味着什么罢了。因而，公共生活和亲密生活之间出现了混淆，人们正在用个人感情的语言来理解公共的事务，而公共的事务只有通过一些非个人意义的规则才能得到正确的对待。
　　表面上看，这种混淆可能是美国社会特有的问题。美国社会加诸个人经历的价值似乎会导致它的国民用个人情感来衡量一切社会生活。然而，虽则人们放大了个人情感，依赖它来理解世界的运作，但人们体验到的并非强烈的个人主义，而是对这种个人情感的忧虑。这种忧虑来自资本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广泛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边界并不局限于一国一地。
　　这种对个人感觉的忧虑也可以被当成是罗马式“追求个人价值”的延伸和世俗化。这种追求并非在社会真空中进行的；促使人们追求这种罗马式的自我实现的，正是日常生活的各种条件。更进一步说，这种追求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要估量这些影响，并非对这种追求的文学研究所能毕其功。
　　要理解公共生活遭到的侵蚀，还需要某种常见的社会史模式之外的研究。谈论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自然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人类在社会关系中能够有哪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当有人恭维一个陌生人时，他这种举动跟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一样吗？如果缺乏一些关于表达是什么的理论，那就很难说公共生活中的表达都是空洞的。例如，对公共关系来说得体的表达和对亲密关系来说得体的表达有什么区别吗？
　　通过一个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互动过程，我试图创造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表达的理论。在本书中，为了构建一种社会中的表达是什么的理论，我将一些公共行为、公共言论、公共服饰和公共信念中的变化拿来当证据。因为历史隐含着理论的线索，我试图以所得的抽象洞察力为线索，用来向史料提出新问题。
　　这种辩证的研究法意味着本书的论点只有在全书即将结束时才完整。人们无法将“理论”一下子和盘托出，然后将它当作地图，用来对历史进行按图索骥。然而，为了让这本书拥有一个清楚的开头，在本章中，我将会对公共问题在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进行讨论，而在下一章，我将点明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表达的理论的诸多要素。在本书接下来的篇章中，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将会次第登场。
　　公共领域之外的爱
　　当代社会的公共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有些非个人的行为和事务并不激起人们的情感；有些非个人的行为和事务，当人们误认为它们是个人的事情时，会激起人们的情感。由于公共问题存在着这种双重性，它给私人生活带来一种麻烦。亲密情感的世界失去了所有的边界，再也没有一个人们可以转而投身其中的公共世界将其包围。也就是说，丰富的公共生活遭到的侵蚀扭曲了那些人们真心在乎的亲密关系。而过去四个世代以来，遭到最严重的扭曲的，正是最为亲密的个人体验：性爱。
　　四个世代以来，性爱被重新定义了，人们过去通过肉欲、如今则通过性[2]来定义性爱。维多利亚时期的肉欲涉及到社会关系，性则涉及到个人的认同。肉欲意味着性表达通过各种行动–选择、压抑、交往–得到揭示。性则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性爱的行为是一种被动的后果，是双方有了亲密感情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提到肉欲时，几乎总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因而他们对肉欲的表达非常隐晦。所有的性行动都被一种侵犯的感觉所笼罩–性行动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侵犯，是两个恋人对社会规则的侵犯，而同性恋之间的性行动则是对更深层次的道德伦理的侵犯。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害怕和讳言肉欲了，这是好事一桩。但是，过去人们认为性爱是一种受到约束的行动，和别的社会行动一样，它有其规矩，有其约束条件，有一些必要的、赋予这种行动以特殊意义的幻想；而现在，由于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已经染上了亲密观念的色彩，这种看法已不再被人接受。性变成了自我的揭示。因而，一种新的奴役取代了旧的奴役。
　　我们的身份和感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性得到定义的。然而，作为一种表达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表达的行动的性是混乱的。我们所有的经验必定跟性有某种关系，但性是自在的。我们发现它，揭示它，用言语来描绘它，但我们并不掌握它。如果性能够被掌握，那就意味着它是机械性的、工具性的，是和感情无关的–也即是将它和一些我们试图养成而不是顺从的情感一视同仁。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正是如此看待性的，所以他们可以说从肉欲的生活中学习，只不过由于诸多限制性欲的条条框框，这种学习来得太过艰难罢了。今天，我们不需要“从”性中学习，因为这意味着将性划离到自我之外。与此相反，我们持续不懈地通过性器官追求我们自己。
　　例如，来考虑一下19世纪“引诱”这个词和现代“恋爱事件”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引诱是一个人的性欲望被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是男人–激起，是对社会规则的侵犯。这种侵犯导致这个人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暂时出现了危机；通过负疚，这个人的配偶、孩子和亲生父母被象征性地卷入到这种侵犯中去；而一旦这种侵犯被人揭露，他们将会在事实上被卷进去。现代的“恋爱事件”这个词消除了所有这些危险，因为它断然否认性爱是一种社会行动。如今，性爱是一种亲密情感的东西，它本质上处于人们生活中所有其它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之外。以前的观点是，性事和为人父母之间有天然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若和他人做爱，便会改变双方的孩子作为另外一个人的孩子的身份。但现在这么看已经不合逻辑了。现在我们会说做爱是个人的事情，只跟个人有关，跟社会无关。在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人看来，婚姻也是个人的事情，也与社会无关。“恋爱事件”这个空洞而含混的词汇恰恰意味着一种对性的贬低，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可以通过言论公诸于众的事情。通过反抗性压抑，我们反抗了一种认为性具有社会维度的观念。
　　这种提倡性解放的努力既然给精神带来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还会致使自我陷入一种不可化解的混乱呢？在一个以亲密情感为现实的万能标准的社会中，个人经验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组织，正是这两种形式导致了这种意外的恶果。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其自恋，所有的人类关系中无不渗透着自恋的因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否真诚和“坦率”地彼此对待成了亲密关系中的交易的一个特殊标准。
　　在一般人看来，自恋就是迷恋自己的美丽，但临床意义上的自恋与此不同。临床意义上的自恋是一种性格疾病，它的界定更加严格。它是一种自我陶醉，使人无法理解什么是自我和自我满足，什么不是。因而自恋就是不断追问“这个人、那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人们总是不断地提出别人和外界的行动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所以很难清晰地理解其他人以及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够奇怪的是，这种自我陶醉妨碍了各种自我的需要的满足，它致使人们在获得一个结果或者与其他人接触时感觉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因而自恋具备了一种双重性：它既贪婪地陶醉在自我需要中，又阻碍它们得到满足。
　　自恋的性格症状如今是医生治疗的各种精神疾病最常见的病因。歇斯底里症一度是弗洛伊德所处那个性压抑社会的主要疾病，但现在大体上消失了。这种性格疾病与日俱增，是因为一种新的社会促使它的精神要素得到增长；也因为在这样的新社会中，处在个人界限之外、处于公共领域之内的社会交往已不再有意义。为了避免弄错这种性格疾病得以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我们得小心地界定它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病症。这种性格疾病并不必然导致精神错乱，受到它影响的人也并不总是生活在一种迫切的危机状态中。承诺的退缩，对“我是谁”的不断追问，给人们带来了痛苦，但并不造成已入膏肓的疾病。换言之，自恋并非一种可能会导致自身毁灭的病症。
　　在性的范畴之内，自恋致使性爱和任何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承诺脱离关系。在人们看来，要得知自己是谁，或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证明自己是谁，必须拥有“足够”的性经验；而对性爱做出承诺，将会限制自己获得“足够的”经验的机会。在受到自恋影响的性关系中，双方相处的时间愈长，从中获得的满足便愈少。

中文版序／1
致谢／1
第一部分 公共问题
第一章 公共领域／3
公共领域之外的爱／7
死亡的公共空间／13
公共领域的变化／侣
现在中的过去／28
第二章 角色／33
角色／39
公共角色／44
城市中的公共角色／46
证明或者可信性？／51
第二部分 古代政制时期的公共世界
第三章 观众：陌生人的聚集／57
谁到城市来？／60
他们住哪里？／64
城市布尔乔亚的变化／69
宫廷和城市的相互影响／74
第四章 公共角色／79
身体是服装模特／80
话语是标志／90
充满激情的非人格领域／109
第五章 公共与私人／111
公共表达的范围／114
自然表达处在公共领域之外／117
公共和私人就像社会的分子／123
分子破裂／124
第六章 作为演员的人／134
普通人对作为演员的人的看法／136
狄德罗的表演悖论／138
卢梭对作为戏院的城市的控诉／145
卢梭的预言／154
第三部分 19世纪公共生活的混乱
第七章 工业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影响／166
19世纪城市人口的新变化／167
城市的区域划分／170
城市变化和布尔乔亚的生活／175
公共商品／180
第八章 公共领域中的人格／191
巴尔扎克的看法：人格是一种社会规则／195
公共领域中的人格：身体的各种新形象／205
戏台展示了街道不再展示的真实／222
人格和私人家庭／225
推翻过去的革命／233
总结／247
第九章19世纪的公共人／250
演员／252
观众／264
第十章集体人格／282
1848：个体人格战胜阶级／287
Gemeinschaft／305
德雷弗斯事件：破坏性的Gemeinschaft／308
谁是真正的激进主义者？／322
第四部分 亲密性社会
第十一章 公共文化的终结／331
第十二章 卡里斯玛的去文明化／342
卡里斯玛理论／345
卡里斯玛和仇恨／353
电子技术加剧了过去的沉默／358
造星系统／364
第十三章 共同体的去文明化／371
建筑在共同体周围的壁垒／374
建筑在共同体内部的壁垒／379
共同体的人性代价／388
第十四章 失去演技的演员／393
游戏能力是公共表达的能力／396
自恋削弱了这种能力／405
自恋的调动和一个新阶级的出现／410
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418
结论 亲密性的专制统治／423
附录 “我控诉!”／427
译后记／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