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时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整整六年。在回忆上海时代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br> 我所经历的这一时代，正是当时中国历史、日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了西安事变以及其他各种事件。在这六年中所接触到的，和亲聆教诲的前辈友人也为数不少。<br> 当我作为“联合通讯”(完整地说应该是“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去上海赴任时，只是一介普通的新闻记者，突然被卷入了各种重大事件中，不分朝夕地处理每一个突发事件的新闻或流言。在这过程中逐渐开阔眼界，学会了把握审视复杂动荡的形势。当然，作为一个日本记者，我对于形势的理解是有限的，我的回忆也并不是学术性的总结。但是，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我的回忆也许能成为研究的资料，这种想法在我脑中浮现过好几次。同时，也担心虽然是实际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br> 中央公论社在几年前热心地鼓励我出版回忆录。但我觉得写自己的事太狂妄自大，而且还有可能得罪一些人，所以几度犹豫。可连我的畏友冈毅武也再三来劝我，说“写回忆录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不管什么事都放下，先把回忆录写出来”。我不觉得我的回忆的价值像冈君所说的那样，但国内外友人都劝我把它写出来。我还是很难决定，但想到能够叙说良师益友的事情，而且如果能把我在当地感受到的当时的情景从我的视点来描述，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终于决定执笔书写。<br>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作为记者在去上海以前的经历。在这里叙述我个人的私事很感到惶恐，但是我必须讲述一下把我派往上海的岩永裕吉的事，同时还有我和岩永裕吉相识的京都太平洋会议，以及带我们去京都太平洋会议的恩师、美国研究学者高木八尺先生。还要叙说把高木先生介绍给我的黑木三次。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的父亲松藏教导我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比尔德博士告诉我中国问题是日美关系的核心，蜡山政道教我国际政治，嘉治隆一鼓励我写时政评论，这些我都必须涉及。<br> 去上海的经历写得稍微长了一些，但这些都是在我的人生中给了我很大影响的前辈，因此这既是我去上海前的经历，也是我整个回忆录的前期经历。<br> 1．留学以前<br> 我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是1920年(大正五年)9月，毕业是在1923年3月，大学的讲义中最感兴趣的是末弘严太郎先生的民法，和高柳贤三先生用英语讲授的法哲学史(当时不叫法哲学，叫法理学)。毕业的时候，刚开始读英语的《资本论》，只觉得正义感受到刺激，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当时的想法只是不去贪图官禄，也不想去银行大公司，把自由职业或自由作家当作自己将来的方向。我希望能当上律师，或新闻记者，或者大学讲师，为此我要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进了研究生院。<br> 要成为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形式上必须确定专攻科目和指导教授。我决定专攻法理学，当时法理学专业有笕克彦和穗积重远两位教授，在当时这个专业被称作竞争科目。笕先生著有《西洋哲理》和《佛教哲理》两本大部卷著作，在本科生时期也听过笕先生讲课，但是我不想搞神道之类的，虽说指导教师只是一个形式，我还是请穗积先生指导。当时研究生的生活很自由，没有请穗积先生指教过，甚至研究生期间一次也没见过他。几年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我对穗积先生说：“那时我真是太失礼了。”穗积先生却说：“没关系。”末弘先生比较熟悉，在本科生的时候，有时晚上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听他谈论。考上研究生以后，一次在法学部研究室前正好碰到末弘先生，我向他致意，末弘先生说：“法学部研究室给你另加桌椅，以后就在这里学习吧。”其实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像过道一样的地方放上了桌椅，以后我就每天在这里读书。记得当时读了《资本论》，还有恩格斯、河上肇的著作，也读了佐野学的《俄国经济史》等。<br> 那时，教授们都去山上御殿，那里有一家名叫“钵木”的西式餐厅，在那里吃饭。副教授和助教都在法学部研究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吃自己带的盒饭。末弘先生对我说：“你虽然没有资格，但我已经和各位先生说好了，就一起吃午饭吧。蜡山政道、我妻荣、木村龟二、平野义太郎他们都在，都是读书很用功的人，一起吃饭对你的研究有帮助。”于是我就忝列这些学者之后，每天中午和副教授、助教一起吃饭。然而，副教授和助教们谁都没有时间和我这个新来的研究生慢慢地说话，都伏在自己的大书桌上，书桌的前面和两边都堆满了书，大家都埋头啃书。吃饭最快的是蜡山政道，不到十分钟就吃好了，接着马上又开始继续看书。吃饭时副教授和助教偶尔稍微交谈几句，这时我就竖起耳朵听，不漏过只言片语。不管怎么说，在放暑假前的四个月是非常愉快的。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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