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科举制废除以后，士绅阶层不再是单一的“绅一官”流动格局，而是向教育、文化、法政、实业全面渗透。而这种流动方式也使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现象最终消失。并最后指出：“‘绅权’作为‘民权’代表或具体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现状的表现，它并不具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最终目标的价值。”除了这些研究，20世纪80年代，余英时以“士与中国文化”为主线分时段回顾了古代中国士人群体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br> 显然，以上的研究多半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重点阐述了绅士的构成、来源和社会功能，但是没有将士绅的功能放置到权力结构的整体视角作政治学解读。也就是说，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孤立地谈论士绅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不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士绅阶层在国家这一总体的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处地位的根源以及这种地位对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的影响分量。而本书力图将士绅作为社会权力的合法载体放置一个不同性质权力组成的权力结构中，来分析士绅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比例关系，来探寻为何士绅作为权力结构稳定性基础，虽然享有较强的社会性，却不能确保权力结构稳定性的根本原因。<br> （二）对国民党的乡村渗透研究<br> 对国民党的研究浩如烟海，大多集中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危机以及其失败的原因方面，有从政治、经济、军事单一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有综合性的研究，如美国政治史学家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用无数的事实说明了国民党政府的低效、腐败、政治迫害、宗派活动，并得出结论：“国民党在1927—1928年取得政权后，迅速丧失革命势头，而变成了军事独裁政权”，从而使国民党很快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类似的研究还有刘建清的、王家典、徐梁伯的《中国国民党史》等。这些论著能够提供诸多有价值的史料和启示，然而即使是专论国民党国政关系的专著和文章，也并不符合本选题对于权力结构的均衡研究。<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