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会享受悠闲。悠闲的生活方式既是产生优雅文化的基础，又是优雅文化逐渐形成生活模式的一个传统心理。没有生活态度的悠闲，不可能产生优雅的文化理想，优雅的文化理想又会反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br /> 尽管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含有优雅的性质，或谓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优雅之处，可是，如果称中华文化是非常优雅的一种文化，恐怕也行得通。现代作家林语堂算得上一位学贯中西、颇有见识的人，他曾说过：“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中国人》第313页）显然，林语堂的话有过于绝对和讨好西方人之嫌，“荒谬”和“幼稚”论还可以商榷，但是，他认为中国人“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仍不失为中肯而有见地。<br />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会享受悠闲。悠闲的生活方式既是产生优雅文化的基础，又是优雅文化逐渐形成生活模式的一个传统心理。没有生活态度的悠闲，不可能产生优雅的文化理想，优雅的文化理想又会反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古代的中国人在较为原始和发展缓慢的科技与农耕文化中过着悠闲恬适的生活，因而创造了一种密切亲和自然的优美雅逸的文化，他们非常重视能否体验人生的闲适心态。在人类社会文明已然推进到了高科技、高速度、快节奏的今天，对于传统生活方式和中华文化的否定与质疑愈来愈厉害。这是一个不好匆忙下结论的大命题。这本小书不是为此而写的，但是它在呈现传统生活方式与勾勒古代文化心理的同时，无疑也是一次思考的过程，或许能对读者朋友的思考有一点小小裨益。<br /> 明人周应治在《霞外尘谈？卷五》上有一段文字，颇为典型，可以视为中国古人饱享悠闲的一个生动描写，不妨爰录如下：<br /> 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积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筍［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较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晌。归而倚仗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悦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br /> 同代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也说：<br /> 掩户焚香，清福已具。如无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辅以读书。<br /> 可见，唯古代文人对于悠闲品之最深，玩之最细，感之最切。读书是文人的一个本分，更被视为文人的一大乐趣。一切悠闲都体现出风雅不俗。因此可以说，优雅的人生理想，是创造传统文化的闲适品格的一个根本。可以说，中华文化就其崇尚优雅标志——恬适这点而言，其主体部分就是由文人文化来结构的。诚然，我们不应忽略的一点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社会结构是由士、民、商等多阶层人士构成的，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大量劳动人民，本质上是极其辛劳而饱尝苦难的，所谓悠闲与风雅文化距他们实在很远，他们多数情况下没有权利去享受文人在书斋里日常享受到的读书之乐，也无法享受到普遍的有闲阶级可以经常享受的山水园林以至声色宴饮之乐。这使得那些有良知的古代文人偶或对他们洒一掬同情之泪，或者在文艺作品中流露出一种难得的感慨与关切。为此，对于一些现代文人，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极力提倡的闲适文学与悠闲的人生态度，便有人极力抨击，予以否定。特别是在21世纪初叶以来，由于一些有识之士在打开国门之后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积弊，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日高，对人性的肯定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时代之潮，反叛封建制度、砸烂封建礼教与批判封建文化的风潮也就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对于上述文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表现出来的闲适思想，予以彻底批判与否定，实在是势所必然。今天，历史在推进，人们在反思过去之际，逐渐认识到一些历史举措的两面性，相对来说，是非评论渐趋于冷静和客观了，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有了新的见解。当然，在商品大潮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人们的反思也呈现了复杂化的倾向，结论不必也不可能即刻定于一尊。<br /> 但是，无论思想文化领域的认识转变与论争如何，有一点无妨确认，那就是：古今的中国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都流露出习惯于闲散的生活方式的悠闲心态；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悠闲优雅文化的历史产物。如果说当今这种心态已在发生变化，那也只是近十几年或者是部分中国人的事儿。分析这种悠闲生存状态以至悠闲文化的利弊得失或许是极有意义的。但在臧否之际，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一事实，浏览和回味它，或许本身就是别有兴味的。<br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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