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主义的理想信仰
《圣杯与剑》一书，借助6000年考古新发现，揭示了女性主义追求男女“伙伴关系”的社会形态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当作者将今日普遍存在的男女对抗的社会矛盾放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过程中去演绎时，正好从人本内在矛盾的视角再现了黑格尔“正一反合”的辩证法则。
该书出版后不到4年就在美国再版15次并被10多国文字翻译，学界好评如潮。在中国，该书也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建研究小组并出版了相应专著：《阳刚与阴柔的变奏》。然而，这一震撼世界的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女性研究思潮中并未成为主流，在以后的日子中更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从表象上看，一是因为中西女性文化的差异；二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正在反对“宏大叙事”，这种思潮正好吻合了中国偏重具体实践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习惯。
当然，对此书所阐述的思想产生共鸣的国内学者也不乏其人。有学者指出：“艾斯勒的男女伙伴关系理论可能引发的学术界诸多理论的革命将是深远和广泛的。”①还有人认为：“艾斯勒能用一种开阔的视角、令人惊叹的想像力和充满激情的勇气，对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出如此有说服力的阐释，的确令人印象深刻。”②“艾斯勒使女权主义学术成就超出了少数人的范围——这便是此书的爆破性功能。它具备任何一种革命理论的一切必备基本要素。”但即便如此，国内学者对艾斯勒最终观点难以接受的方面几乎是相同的，就是对女性主义被上升为一种理想和信仰的质疑：“艾斯勒的女权主义理论，又何尝不是在制造一种新的神话呢？何尝不是在复活一种新的宗教热情呢。”④“艾斯勒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她指出了希望，却没有提供可以抵达的具体路径。”⑤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需要反思，艾斯勒在书中并未回避这些问题，而且她对马克思主义最高信仰提出了补充。艾斯勒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彻底的地方在于没有深入家庭关系层面的变革⑥，这涉及信仰最深层的核心理论。在这个理论层面，不可缺少宏大叙事的方法。事实上，“宏大叙事”作为人类把握历史总体的逻辑抽象，从来都不可或缺。艾斯勒的女性主义采用了大型历史叙事方法，这一方法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并行不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源于两个理论基础：其一，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其二，是辩证法。然而，上述两方面的理论基础现在都遭到了挑战：
第一，恩格斯给予充分肯定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当时科学发展的有限认识和归纳为前提的，将这样的一般规律用于指导科学，曾出现很多荒谬，遭到了批判。例如当人们用一年生植物的“种子一生长结果”三阶段特征成功说明“正、反、合”原理时，改用多年生且连年结果的果树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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