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的产物是实践，它来源于场域固有的规律和趋向的预期。惯习的倾向使英国大学行动者根据过去的科研评估实践经验，依据预期的结果指定行为的方向，偏向于选择依据自身资源与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于是，实践策略就产生了。虽然惯习是历史和场域的产物，但也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它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与它所在的场域一致的结构，而是会不断地在各种经验的影响下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直至完全地融入场域之中。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历史和场域结构产生了惯习，所以惯习与场域的效应是重合的，可是也存在一些不吻合的时候，这是因为惯习具有特有的惯性和滞后现象。当场域结构发生剧烈变革时，经常出现惯习的滞后与不合拍现象（张俊超，2008）116-123。
同时，作为历史的遗留之物的惯习是非常抵制变化的，因为原初的社会化比之于后来的社会化经验更具有型构内在倾向的力量。在惯习遭遇新的境遇时，固然有一个持续的适应过程，但是该过程经常是非常缓慢的、倾向于完善而不是改变初始的倾向（戴维·斯沃茨，2006）125。由此可见，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固有观念与现行改革之间的脱节，要想实现完美对接颇需时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端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世界各地，这一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降低公共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塑造经济型的政府”（赵成根，2007）17。虽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各国推行以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帮助发达国家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政府危机，8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持续增长时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传统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弊端，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赵成根，2007）19-20。对新公共管理的典型批评是：它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AndreasAsk and AkeGronlund，2008）。
在高等教育场域，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尤其体现在（DominicOrr，2004）345-362：实行新的拨款方式；建立外部质量保证体制。引入这些体制是为了实现双重目标：加强政府对由其资助的大学活动的控制，使大学建立满足委托人需求的体制。新公共管理措施集中于对研究进行评估，是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性变化之一。
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是大学一向崇尚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反对政府的外来干涉和市场的直接左右。“历史表明，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所有效大学的基本前提，还是学术的核心价值。”（菲利普.G.阿特巴赫，2009）53但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影响下出台的科研评估制度，加剧了高等教育场域的竞争，使得大学的自主权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加强和明晰了高层管理者例如校长、副校长和学系主任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管理重心的上移，造成了大学和学系的管理与学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菲利普.G.阿特巴赫（2009）52认为，一个不常出现在学术自由背景下的相关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增长。这种管理权力和其他部门的权力在显著增长，它们与院校治理中的教授权威明显不同。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相关联，这些治理趋势削弱了教授的自治和权力。这一趋势危及教授保持对课堂和研究课题选择和实施的完全控制的权威。似乎只有少数人怀疑，权力和权威从教授向职业管理者和外部管理机构转移，将会极大地影响学者的传统角色并压制学术自由。
虽然英国大学的相关行动者对于政府通过研究拨款这根指挥棒对大学进行干预具有天生的排斥心理，然而，由于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根据科研评估成绩为大学学科组织分配研究拨款的，所以如果想获得拨款，就必须接受评估。于是，英国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就受到政治、经济场域的较大影响。但是，英国大学崇尚学术自治等惯习并没有被新公共管理等外在社会因素完全改变，学术力量在英国高等教育场域中仍然发挥着支配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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