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上卷）》：
加点表删字，如“仲尼最独荐颜渊”，“最”字右侧有一黄点，正文当无“最”字，此即所谓“点灭”。以黄笔补足正文，如“岁寒后别之”，脱“然”，有黄笔在“寒后”之间加“然”字。亦有墨笔表删改者，如《燕召公世家》中“桓公因割燕所至地”，写本“因”字似误书而涂墨，旁小字另书“因”字，笔迹与正文相似。
上述几处写本特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也是我们分析写本文献过程中需要加强的方面。
三 《史记》在西域之传写与阅读
以上文献就出土地域而言，主要集中于甘肃敦煌及新疆吐鲁番地区，俱属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这些地区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长安。根据文献出土地及其文献特征，我们可大致推断西域一带《史记》读者群及其传写阅读情况。
（一）《史记》写本舆军士读史风习
汉木简本出于敦六乙，为汉时“凌胡燧”大煎都候官治所。此外，新疆罗布卓尔出土有“人利则进不利则退”简文，与《史记·匈奴传》同，但字体似书剳，不当以传本目乏①。虽非《史记》文本，但也充分说明相关文字已为作书者熟知。以出土地揆之，当为告诫当时在此地的汉人匈奴性情，加以防备。此地的读者当属军士。唐初写本《仲尼弟子列传》为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所得。综观吐鲁番《史记》相关写本，其文本多不精确，抄写亦不甚精好，或与军士读史只求学以致用，对文本精确性要求不高有关。
军士将帅这一读者群读史风习渊源有自，历代不衰。三国时期，《史记》、《汉书》等“近代史”流传渐广，将帅亦多读之。刘备临终遗诏还不忘叮嘱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益智”。。吴国孙权不仅自己熟稔《史》、《汉》，更现身说法，要求部下也熟读之。最为后人所知的例子是他教示吕蒙读书，《江表传》载：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励《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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