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三）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调适
总体上看，从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总体特征仍然是按照马列主义国家建构理论，在前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求，着力建设和构造一个由政党和国家全面管理和控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全能主义国家。这一阶段，因为现代国家建构呈现出反复、波动，其与大学治理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调整、反复的复杂生态。
一方面，这无疑是“建设的十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外政局趋于稳定，社会主义“政党一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政党和国家得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上来。按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断：“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学总体上得以快速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中央向地方的适度下放，这对改变高等学校办学和管理权限集中过多的状况，发挥地方办学的主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我国新建了一批高校和新兴尖端的学科和专业。与此同时，部属和地方院校也有很大的发展，创建了一批部属院校，如上海铁道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还依靠地方力量新办了一些大学，如北京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在内的全国重点高校中有13所就是在1958年至1960年新建或改建的。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进行重点建设，确保高等教育质量。
但是，另一方面，这十年无疑又是“波折”的十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加之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出现偏差，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是在“左”倾和调整之间波动和摇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不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来看，十年间没有彻底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的“左”的错误的积累，逐渐压倒了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内乱。具体到大学治理领域而言，如前所述，在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使高等学校脱离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打击。校长负责制，被批判为与党的领导相对立的教授治校。1961年前后高等学校两种不同的领导体制的波动实际上印证了政治领域“左”倾和调整的两种思路。可以说，这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既积累了重要经验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相应地，中国的大学教育既试图克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又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产生诸多甚至是重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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