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菲利普斯，公认对《华尔街日报》影响最大的人，引领了道琼斯公司有史以来经济业绩最为辉煌的繁荣时期。
　　1947年，他以校对员的身份进入《华尔街日报》，当时该报每日发行量为10万份。1991年，他以发行人和道琼斯公司CEO的身份退休时，《华尔街日报》每日发行量已超过200万份。
　　他在30岁之前成为了《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并为该报社论风格的定位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成立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领导发展卫星传播和数字化变革，使《华尔街日报》化身为报业的技术领袖。菲利普斯还担任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长、普利策奖理事会成员。他和夫人现居纽约汉普顿、佛罗里达州棕榈岛。

　　《新闻风云》展示了《华尔街日报》是如何发展和运转的。作者菲利普斯为读者提供了报业领袖才会拥有的内部视角。
　　《新闻风云》叙述了报业从二战后期的快速现代化发展，到电子出版和网络兴起后的发展历程。菲利普斯发人深省、敏锐深刻的叙述，为我们还原了柏林危机、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背后的新闻细节，披露了《华尔街日报》如何应对与《财富》杂志、美孚石油公司等的报道纠纷，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华尔街日报》的办报机制与核心理念。
　　《新闻风云》的作者曾于1972年访问中国，是尼克松访华后首批到访中国的美国记者之一，菲利普斯的新闻团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的支持者，还是对新闻是怎么制造出来感兴趣的任何人都能在《新闻风云》中找到大开眼界的精彩故事。
　　《华尔街日报》如何招聘记者？
　　中情局计划在报内安插特工？
　　如何海外扩张与电子化运营？
　　被默多克集团收购是好事吗？
　　数字化时代该怎样做新闻？

 

　　登陆亚洲
　　1966～1967年间，道琼斯开始进行改革，致力于发展成一家全球性出版公司。因此，在公司扩大新闻报道和业务领域的同时，我和同事们也得到了更多同外国文化接触的机会，同我早期在欧洲生活、工作的体验相比，这些经历的异域色彩更为鲜明，甚至很奇异。
　　欧亚市场迅速增长，吸引了大批美国出口和投资企业前去开拓商机；同时更多的外国商人和投资者也开始进入美国市场谋求发展。很明显，过去关于国内新闻的狭隘定义已无法再适应当今形势。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毫无疑问，在这种大背景下，道琼斯必须扩大对国外形势的报道，以便让美国更及时地获悉一切能够影响自己发展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向其他国家更为全面地报道与之息息相关的美国经济发展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道琼斯公司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日本建立全球经济通讯社，然后发行《亚洲华尔街日报》，进而开设欧洲专版。
　　外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将亚洲放在欧洲之前呢？首先，亚洲经济正处在惊人的飞速增长阶段，远比欧洲活跃。其次，欧洲新闻体系相对完善，因此竞争更大；而亚洲则不存在这种状况。最后，亚洲有理想的合作伙伴，对方具备广阔的人脉和充足的印刷设备可供我们利用；而在欧洲，这样的条件却难以具备。
　　全球拓展计划刚一开始，我便在比尔·克尔比的指派下，着手将道琼斯的通讯服务拓展到欧洲大陆，为那些越来越关注美国市场的欧洲投资商和企业家提供新闻信息。首先，我们联系了路透社，并表示希望通过对方的通信网络发布相关报道。起初，他们对双方的合作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之后却突然宣布终止一切商谈，反而决定独自进军美国市场并准备在客场同我们一较高下。之后，美国国际合众新闻社找到我们，表达了希望与道琼斯携手开展国际经济通讯服务的意向。公司对此做出了热情的回应，数月来，我都在极力推动双方合作的进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或是对方当时内部实力欠缺、意志力薄弱、资源不足，或是无法就合作内容做出认同的决策—不管怎样，这项策划在被提上议程仅一年之后便不了了之。在我看来，合众社在这一项目上的进展过慢，即便将来双方达成共识，其间的合作也会不尽如人意。于是，我向克尔比提议，公司应果断结束同对方的所有会谈，转而与美联社寻求合作。克尔比接纳了我的建言。
　　随后，公司联系了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对方在听说了我们关于联手推动遍布全球的经济通讯服务意愿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委派能力出众的美联社全球服务部门主管斯坦·斯温顿担任机构代表。我方则任命《日报》达拉斯分社总编雷·肖为新版《美联社–道琼斯经济报道》的首位主编。雷之前曾在美联社就职，与合作方交情匪浅，而且也颇受对方欢迎。不久之后，斯温顿成功说服共同社，让其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批发客户。共同社系日本一家大型通讯社，同时也是美联社在日的代销商；按协议，共同社每年都会支付一大笔费用，买下美联社–道琼斯联合通讯服务，然后再出售给各厂商、投资公司与报社等日本国内客户。
　　得益于如此良好的开端，我们之后才能在稳固经济基础的支持下，逐步将新事业拓展到亚洲其他国家、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有鉴于此，我和斯坦·斯温顿都备感振奋，决定亲自飞往东京，参加与共同社社长福岛慎太郎的签约仪式。这也是我的首次亚洲之行。出国前，我还事先阅读了三四本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籍，包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菊与刀》及其他有关日本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当代研究成果。
　　福岛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他带我们去了一家外国人很少知晓的河豚餐厅；这家餐厅主要以带有毒性的河豚为食材，提供包括味噌汤、主菜、甜点在内的各种料理。河豚主厨均受过特别训练且持有资格证，在准备料理前定会将鱼体内有毒的性腺剔除干净。据说，厨师在这一过程中一年中只会有一两次失手的时候，虽然概率极低，但后果却是致命的—而且，相关事故还会成为媒体可资着笔的报道对象。
　　周末，美联社驻东京分社总编亨利·哈岑布施带我们去了一家日式乡村客栈，在那里可以俯瞰东京以南的热海。日本人喜欢睡在地板上，但我一直觉得这种传统会让人感觉极其不便，而且也太过于斯巴达式了。不过，当我真正爬进松软的床褥、躺在平铺于地的榻榻米上时，又觉得一切真是享受、舒服到了极致。
　　此后，我每年都至少会去日本一次，主要是为庆祝美联社–道琼斯联合通讯社的可喜成就。1972年，在联合通讯社创建仅 年之后，其服务便拓展到了23个国家；接着又在1979年和1988年，分别增长到40个和50多个国家。每次到访日本，我们都会向共同社及其高管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联合通讯社起步时就赋予了深厚的信任，并成为第一个接受此项服务的客户。利用公事之余的闲暇，我还曾前往古都奈良参观那里的佛寺；到日本迁都江户（东京旧称）之前的千年都府京都，观赏皇家宫殿；到箱根町访问古今各样的日式客栈，在那里欣赏隐于湖面之后的富士山美景；到距离东京以北仅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体验温泉度假旅馆，参观古代寺庙；当然，还会穿行在首都东京市内的多个地方，到皇宫（只能从外面观赏）、餐厅、艺伎馆、寺庙等各种场所体验当地特色。和公司的几位同事一样，我在出访日本时，间或还会带上自己的妻子芭芭拉，在1977年，还曾与21岁的女儿莱斯莉一起有过一段三人之行。
　　访日期间，我们通常住在东京市区豪华的大仓酒店。有一次，我曾向福岛提及自己特别喜欢日式传统客栈，并询问他东京是否有这样的处所。于是，福岛通过自己的关系，帮我找到了一家非常古老的日式传统居所，房屋四周虽为摩天大楼环绕，但内院不仅有独立的花园，还可见清水淙淙的溪流，给人幽深僻静的感觉。这里鲜为人知，既不曾对外大肆宣扬，更没有游客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这样的宁静也不应被打破。有一年，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隆冬时节。我的卧室内还装有一个现代马桶，座圈处还套有一层毛毡垫—这样一来，无论臀部接触到哪里都不会感觉到凉。
　　1976年，道琼斯开始在香港出版《亚洲华尔街日报》，并任命彼得·卡恩担任其第一位总编兼发行人。此后，我们的日本之行也开始变得更加富有成效，也更妙趣横生起来。
　　在亚洲发行《华尔街日报》一事，最早是由唐·麦克唐纳和埃德·科尼推动的。科尼在当时已接替我成为报社主编，并于1976年成为道琼斯主管新闻的副总裁。麦克唐纳生性耿直、争强好胜，同时又是一位古道热肠、极受员工爱戴的上司。他此前曾在广告部门工作，连升几级后进入管理层，后来还晋升为公司董事会副主席，主管道琼斯所有出版物及相关各种业务的市场营销工作。早年，基尔戈就曾注意到麦克唐纳的才能与潜质，并向克尔比传过话：“此人胆识不小，可资提拔。”
　　当时在香港运营中文报纸的胡仙（Sally Aw）女士首先向我们提议，希望双方建立一家合资企业，利用她的出版社印刷《亚洲华尔街日报》。胡仙的祖辈曾靠生产、制造虎牌“万金油”发家，胡仙当时正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不过，同早年与合众社商讨共建全球通讯社时一样，我和麦克唐纳与胡仙的谈判没过多久就陷入了僵局，因为对方的印刷设备太过落后，同她的合作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优势。
　　于是，麦克唐纳和卡恩联系了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英国老板，并很快与后者就《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印刷事宜达成协议。此前，我们已经购买了《南华早报》10%的所有权及其旗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10%的股份；在与对方达成共识后，我们便将其中一小部分出售给了新创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但胡仙将我们这种转向视为种族歧视的表现，并因此而心怀怨念多年。
　　彼得·卡恩出色完成了《华尔街日报》驻南亚通讯员工作，其间主要在中国香港办公，同《南华早报》的编辑们联系也很密切。他将东京分社总编诺曼·珀尔斯通从日本调至中国香港，将其任命为新报的主编。在员工招募结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于1976年9月1日正式问世，同时面向1 个国家发行，早期空运覆盖里程达  000英里。在美国读者对全球新闻与国际视角的兴趣日益浓厚之时，美联社–道琼斯联合通讯社与《亚洲华尔街日报》相继创建，欧洲版也随之刊行，这都为美国国内的《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信息来源，报社也加强了对国际时事的全面报道。
　　《亚洲华尔街日报》创办之后，为了更高效地实现其在南亚、日本和韩国的销售，公司又先后与《新加坡海峡时报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携手，并在1987年同《日本经济新闻》建立合作，利用对方的印刷设备印刷报纸。而作为回报，我们将原本在上述三家公司持有的小份股权转售给了《亚洲华尔街日报》。1987年5月，公司开始在新泽西州和加州刊行《日本经济新闻（美国版）》。
　　共同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同为美联社–道琼斯在日本的合作商，虽然一为通讯社、一为报纸，但没过多久我们便注意到：一股相互较劲和戒备的氛围在二者之间涌动，只是表面上还维持着一团和气。我们能感受到，双方都在力争成为美联社–道琼斯联合通讯社在日的“第一合作伙伴”。因此，我们也不得不严谨行事，尽量避免在同一方合作的过程中造成让另一方感觉颜面有损的尴尬。
　　在一次访日期间，共同社高管邀请我们去了一家日本商界和政界高层人士经常光顾的高档餐厅。我们在这家奢华至极的餐厅内订了一个雅间；席间消遣之余，对方颇为自豪地向我们引荐了一位传统歌舞技艺十分精湛的艺伎。这位上了年纪的艺伎在日本被誉为 “活着的国宝”，她为我们弹奏了日本传统的二弦琴，还呈现了许多精深的技艺。而我们的东道主，也为自己能请到如此出名的艺人并让众人度过精彩的一晚而备感骄傲。虽然在场的日本同僚认为这场艺伎表演甚为优雅迷人，但在我看来，大多数时候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展示窗口，外人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有效而不失趣味地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人的审美标准。
　　第二天晚上，我们受《日本经济新闻》发行人大野木顺造一行之邀，前往市内另一家同样名流云集的餐厅用餐。猜猜看，谁在他们的隆重介绍下登场了？正是那位“活着的国宝”！能奉献这样一场特别的招待，我们的合作伙伴自是无比自得。而在这位艺伎向众人展示高深技艺并在桌旁为我们斟酒时，双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业已相见的迹象。
　　1987年9月，我们在日本访问期间，共同社高管十分高兴且骄傲地提出，他们在第二天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同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访谈。事后，我们在和《日本经济新闻》合作方会面之时，对方表示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对共同社在此事上的捷足先登流露出了不满之情。“如果您想采访首相，大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不满地表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为您做出安排，而且也非常乐意这么做。”
　　我们向中曾根首相问及日本在今后三五年的国际定位，他表示，日本还只是“国际大学中的一名新生”，仍需要多向英、美学习，逐步落实自己的国际责任。这也是战后日本人的一贯姿态；《日本经济新闻》也一直在近乎奉承地讲，自己有太多需要向美国求教的东西—后来日本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他们便改变了语气，转而呈现出一派居高自傲的架势。一天傍晚，他们在新泽西州南不伦瑞克市参观我们的印刷厂时，就曾语出暗示，至少在推广现代化高效设备方面，我们仍需向其多多请教才是。
　　麦克唐纳在日期间经常会跟《日本经济新闻》的高管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在对方赴纽约拜会时，他也会请他们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切磋球技。在日方的一次纽约之行中，我们还诚邀他们搭乘道琼斯专用直升机在曼哈顿进行了一场空中游览，随后又飞抵新泽西州南不伦瑞克市的印刷厂，在那里，我们的印刷机正不断输出着《日本经济新闻（美国版）》报纸。这份报纸以日文刊印，读者多为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日本人。
　　无论是来访纽约还是在日招待期间，我们的日本伙伴经常会很感兴趣地问及我们对美国政治，特别是国内大选的看法。他们总会说：“请告诉我们一些美国大选的情况吧！”这时一旁的翻译就会用他那颇不纯正的口音，将英文“大选”一词的“election”发成“erection”（勃起），所以在我们听来，对方就是在讲“请告诉我们一些美国勃起的情况吧”；每每如此，我们都很难再绷得住。
　　一次，《日本经济新闻》新任发行人森田刚在东京宴请我方。夜色渐浓，席间的清酒已是添了一巡又一巡，而趁众人酒酣兴起之际，麦克唐纳便开始讲起笑话，并且每讲一个，听众席便会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中间我曾小声向翻译小原先生问起，美、日两国的幽默感和笑点应该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为何麦克唐纳的笑话都能如此容易地就被接受而且还引发了这么积极的反响呢？小原先生则在醉酒之余向我吐露：“我把麦克唐纳先生的每句话翻译完，最后都会添上一句：‘现在开始笑吧。’”
　　中国之行
　　1972年，我当选为道琼斯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兼董事，同时保留着编辑总监的头衔。但那时的我却觉得，这一年既可谓我人生的高峰，也堪称我人生的低谷—不过均与晋升无关。
　　先来讲讲何谓低谷：1972年，我整个人都笼罩在临床抑郁症的阴云中。患有此种病症之人，同时还深感绝望、无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一周就要见几次精神病医生；他信奉弗洛伊德的学说，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倾听，我对他的治疗大失所望。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情，这种抑郁之感或许是源于内分泌失调，或许只是遗传问题。于是，我转而求助自己的表亲拉里·卡普兰。拉里曾从事过精神病治疗事业，他更倾向于药物治疗法，并给我开了一种名为丙咪嗪（Tofranil）的抗抑郁药，同时还暗示如果药物无效，我或许要尝试接受电击疗法。
　　我原本计划当年秋天要出访中国，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外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与新中国政府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自此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仇视和隔阂。同时，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也获得中方许可，将派遣两国关系解冻后的首支美国记者代表团访华。而我作为协会委员之一，自然也在出访代表之列。
　　8月，我更加抑郁，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进行长途飞行，遑论中国之行了，所以已基本放弃了此次访问。我的失望之情自然也难以言说。不过就在最后一刻，经过数次药物调理后，丙咪嗪终于开始起作用了。我的气色一天天好转，并最终决定开心地踏上此次中国之旅。我十分期待这次访问，而且早早就阅读了大量材料以做准备，包括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思撰写的《中国窥镜》（The Chinese Looking Glass）、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哈佛访华学者费正清的著作以及从中情局得来的一些背景资料等。
　　虽然此后我又曾两度前往中国，但始终觉得这次初访可谓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9月到10月将近4周的时间内，我与同行的21位美国编辑跨越了  000英里的中国国土；我们采访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我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包括头版社论、社论版分析文章等在内的10篇稿件，以及发表在《国家观察》上的一则报道。其间，我备感振奋，仿佛灵感在源源不断地迸发；可以说，当时的我正如刚开始做记者时那样，已将一切“牢牢掌控在手中”，而这一感觉亦让我欣喜不已。最终，这几篇报道加上鲍勃·基特利的一些文章，共同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基特利将其命名为《面纱后的中国》（China: Behind the Mask）。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为《美国学者》杂志撰写此书书评时，称其“忠于事实，是我读过的关于公社报道最优秀的描述之一，它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另一篇发表在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东亚办事处刊物上的书评则称，这本书是“对这一时期极富洞察力的新闻报道之一”。
　　我从未向任何同事透露过此次出行之前自己曾遭遇的危机，也没向公司申请过相关治疗费用的医保补偿。那时的我不希望自己戴着“抑郁症患者”的帽子，即使是在今天，我仍不愿听到此类的话语。这场危机在仲夏时分达到巅峰，不过当时正值假期过半，我也由此在精神难以为继之时摆脱了工作的束缚。幸而，病症在我身上的持续时间还比较短暂。此前，吉姆·索德林德经历类似境况，我因担心其判断力下降，便将他调离了重要的主编一职；而我也知道，我对待自身的方式与他人大为不同。或是出于自私，或是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即使处于一种可能致使道琼斯陷入窘境的状态，仍能做出合理的决断。而让我如释重负的是，自己未曾出现那样的状态。
　　实际上，在此行前一年，我就已在曼哈顿东区大街的一所公寓内偶然间与中国结缘。这还要从约翰·迪堡说起。早在计算机起步之初，他就开拓性地创办了一家国际计算机咨询公司，同时向大众普及了“自动化”一词。迪堡经常邀上一些商界及媒体行业的管理者，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类似沙龙形式的聚会。1971年春，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就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同意以贵宾身份出席一次这样的聚会。然而，没有人会知道，甚至连基辛格本人也不知道，就在他接受邀请不久后的1971年7月，他将秘密出访北京，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的相关条件和准备事宜。基辛格归国后不久，媒体便在7月15日披露了他的中国之行以及尼克松的访华计划；几天后，基辛格依照承诺前往约翰·迪堡家做客。当晚，我和一同出席宴会的另外十几位宾客便耳闻了此次访问的相关信息。
　　那天，我一抵达现场，便看到门内端坐着一位身着便衣的联邦安保人员，他的膝上还放着一个公文包模样的东西。据宴会主人说，里面装的是自动枪械。席间，基辛格毫无顾忌地讲述着自己的秘密之旅及其对周恩来等中国官员的印象，这让我颇感意外。他认为中国人异常聪明、极富智慧，跟苏联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同中国人以及苏联人打交道时的差异，而且大多都是奚落后者的言辞；在他看来，苏联人不够幽默、古板顽固，在对本国以外的事务上远没有中国人那么颇具远见卓识。
　　除了迪堡的晚宴，曼哈顿还有一些此类的沙龙，我和芭芭拉时常收到举办方的邀请出入这些场合。新闻记者拉利·韦茅斯，《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之女，就曾多次邀请我们；在她那里，我曾得见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演员沃伦·比蒂及娱乐行业企业家巴里·迪勒等人。
　　在曼哈顿西区，吉恩·斯坦也举办过此类沙龙形式的聚会，只不过相对于政、商两界而言，主人更关注文坛而已。吉恩·斯坦是文学杂志《格兰德街》（Grand Street）的编辑兼发行人，她曾为安迪·沃霍尔的帮手伊迪·塞奇威克写过传记，是一度叱咤好莱坞的影视大亨、美国音乐公司（MCA）董事长朱尔斯·斯坦的女儿。在她举办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诺曼·梅勒及其夫人诺里斯·丘奇。
　　曼哈顿从来不乏精于世故的魅力人物，然而同我访华路上遇到的男男女女相比，他们却很难像后者那样给人以新奇之感，或者说极少能具备后者那般彻底的无产阶级思想。9月，我与诸位编辑同事经香港一路北上，由深圳罗湖铁路桥跨越边界，最终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从港深边界搭乘两小时火车后，我们一行抵达广州；一路上，村庄、竹林、水牛、绿油油的稻田不断在窗外飞逝而过。在广州，我们转乘飞机前往北京，随后在北京饭店入住。站在6楼的房间，透过窗户，我看到的是这座城市新与旧的对比，以及政权与平民的分化。
　　眺望远处，那里有明清皇帝曾居住过的高墙深宅，紫禁城古老宫殿上的琉璃瓦顶、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以及会堂顶处说明正有国事进行而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所有的一切都展示着这个国家的雄伟和庄严。俯瞰近景，窗下是一座又一座紧邻而建的平房。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处貌似曾按“L”形建造的房屋，不过现在已被划分为几座独立的屋舍，里边居住着几户人家，各家的后门都通向外面一个共用的院子。在入住后的第一天早晨，我看到院内一位母亲正在为自己的小女儿扎辫子；一个男人在室外用煤炉做完早饭后开始清扫院子；三个小男孩挥舞胳膊绕着院子雀跃玩耍，还有一个年龄小些的孩子紧跟其后；而那位母亲在整理完女儿的头发后，便开始在院内的一处低地洗起自己的头发来。
　　每个人看起来都兴致盎然，根本没发现此刻还有人正注视着自己。通过权力边缘的这座小小庭院，中国广袤大地上普通民众的生活可见一斑。我很想知道更多关于这家人的生活，于是便在几天后敲响了他们的家门，并通过翻译询问我这个外国人能否入内进行拜访。里面居住的是姓张的一家人。那位母亲叫王淑珍（音），31岁，漂亮、开朗，在一家医院的住院处工作；她的丈夫名叫张乃华（音），33岁，是位建筑工人。这对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王淑珍的父母和她妹妹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在两个小房间内；王淑珍的妹妹和妹夫则住在附近的一间房屋。在张家屋外的院子里，放着他们做饭用的炉子，炉子上方还有一个自制的木棚以防雨淋；冬天，这个炉子就会移到室内取暖。院内还有水龙头提供用水。
　　张家的两间房里摆放着两张双人床和两张单人床，这占去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间，而这上面还要挤上4个成年人和5个孩子，这着实让人难以想象。此外，众人还要在这拥挤不堪的住处吃饭、写作业、做家务，这更是难上加难。不过王淑珍却并未有任何不满：“我们赚的钱足以让一家人过上不错的生活，生活也在逐渐好转。食品和日用品价格都挺稳定，我们的工作单位也都给员工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家里有收音机、缝纫机，每个人都有手表，该有的都有了。”
　　跟我们所遇到的其他人一样，王淑珍一家在拿自己的生活跟他们所了解的旧社会生活以及周围人的生活做比较，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富足。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这时已经摆脱赤贫，开始过上了清贫的好日子。
　　我们和许多外国友人还受邀一道参加了新中国成立23周年的纪念盛宴。当天出席盛会的，还有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毛泽东夫人江青等众多中方要人。多数官员都身着当时极为流行的暗色中山简装；将军们则按照20世纪 0年代中期以来的惯例，身穿无军衔标志的军装以与士兵区分开来。当晚，宴会提供了北京烤鸭、龙虾球及当地特色海参等11道菜肴；会堂外则是一条条专门接送贵宾的豪华轿车长龙。
　　……

序言
第一篇 青春
1. 童年时光
2. 纯真年代
3. 逝去的纯真
4. 大学与军队
5. 新闻编辑学徒

第二篇 神秘新世界
6. 1949，德国
7. “冷战”前线
8. 巴尼的创新理念
9. 美好的伦敦时光
10. 丘吉尔及不完美的蜕变
11. 历史的最前沿
12. 芝加哥报道团

第三篇 追求真理
13. 主编及革新
14. 记者与读者
15. 20世纪60年代初期
.16. 不宁静的海上时光
17. 如何完美成文？
18. 登陆亚洲
19. 报界的工作午餐
20. 厘定航向

第四篇 多元化发展
21. 中国之行
22. 卫星时代
23. 四位勇敢无畏的菲利普斯家族女性
24. 进军欧洲
25. 媒体人的社交生活
26. 编辑室中的女性
27. 全盛时期
28. 声誉危机
29. 数字化时代
30. 前往俄罗斯
31. 探访中东
32. 隐退之路
33. 第二事业
后记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