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强，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2008年获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日本传媒史、日本侵华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日本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日本报界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日本报界参与战争、宣传战争、推动战争发展的过程，是日本报界对政治屈服、迎合和协力的过程，它对塑造全民精神总动员、构筑战时精神、统一国民思想、推动战时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从传媒与战争的关系角度出发，厘清了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脉络，勾勒了日本报界由抗争到妥协、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战时日本媒体“转向”的原因。同时，从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互动中考察了战时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过程，指出战时报界话语权的构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泛滥，一些秘密的法西斯团体通过暗杀等极端手段促进了政府法西斯化进程的发展，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对左翼思想进行打压和取缔成为日本法西斯政府当局的当务之急，而打压的对象不但包括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团体，还包括那些与军国主义“唱反调”的左翼人士、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舆论界人士，甚至连大学的学者也难逃厄运。
　　（一）“泷川事件”
　　1932年10月28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在中央大学发表题为“通过《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演讲。演讲中，泷川对托尔斯泰所主张的“对犯人不应施以报复性惩罚，而应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同情和理解”观点表示了肯定，但演讲内容却被司法省和文部省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思想而受到警告。
　　恰在此时，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尾崎陞等人被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逮捕，由于尾崎本人是日本共产党员，右翼分子紧紧抓住这次所谓的“司法官赤化事件”，叫嚣在司法领域对“赤化思想”进行取缔。此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法院有9名法官被逮捕起诉并被判入狱。国士馆教授蓑田胸喜、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以及政友会议员宫泽裕等人则将矛头直指学界，蓑田胸喜在右翼报纸《日本》上发表文章称“司法官赤化的原因是东京·京都帝大法学部教授的赤化引起的”。对此，宫泽裕作了更明确的说明，认为“司法官赤化事件的原因在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牧野英一、末弘严太郎和京都帝大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四人”①，并要求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将上述四人从学校清除出去。
　　1933年4月，由于泷川幸辰教授在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评，他的这一主张也被指责为共产主义学说，内务省命令禁止上述两书出版发行，文部省则向京都帝国大学施压，要求学校开除泷川幸辰等人。
　　面对政府的上述要求，京都帝大法学部教授会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并非泷川氏个人的问题，而是威胁到了完成大学使命所必需的研究自由”①，全体教授因此提出辞职以表抗议，法学部学生则以提交退学申请的形式表达了对教授会的声援，但是教授会决议并未得到学校当局和其他学部的支持。鸠山一郎对教授会的声明不以为然，他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称，“教授们提出辞呈可以随时准许，即使关闭学校也在所不惜”②。1933年5月在各种压力下泷川仍被迫停职，接着京都帝大总长小西重直也被迫辞职，随着强硬派的继任校长松井元兴的上任，事件迅速得到了平息。
　　各报对“泷川事件”中京都帝国大学与文部省的对立作了详细报道。《大阪朝日新闻》批判了“试图清除异端的文部省当局”的做法，称此举是“对以学问研究为终极目的的大学的镇压”。与此同时该报也对校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说“帝国大学疏于对学生批判力的培养，从而孳生多名左翼学生”，并要求大学“不能仅仅追求学问研究的自由，还必须担负起大学所应承担的社会使命”。很显然在该报看来，大学的“社会使命”无非是培养与国家统治思想相一致的人才，而追求学问研究自由与该使命则是背道而驰的。但同时该报还对文部省当局的强硬做法提出了辩护，称迫使教授辞职是作为行政官厅的文部省当局对大学提出的一种警告，“官学以国库开支，受国权拥护，因此培养与国家统治原则不相容的思想是理应受到镇压的”⑧。
　　《大阪每日新闻》也对文部省迫使教授辞职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以森欧外著作被禁但并没有剥夺其陆军军医总监职务为例，称可以禁止这些教授传播“危险思想”，但“不一定非要影响到其教授职务”④。然而该报把重点放在了对泷川教授的批判上，它承认泷川教授的演讲及著作具有共产主义倾向，并认为作为大学讲坛上的最高权威人物，“从今日之世态及青年的思想倾向来看，泷川教授的思想和教学方法我们不敢苟同”⑤，从而又对文部省的做法表示了认同。该报的态度看似前后矛盾，但实则不然，它反对的只是文部省形式上的做法，赞同的则是文部省主张的内容。
　　……

序
导言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意义

第一章 战前日本报界发展概况
第一节 日本近代报业诞生的背景
一、外来文化的影响
二、社会条件的促进
三、政治发展的推动
第二节 日本近代报业报道方针的演变
一、时政性报道方针的确立
二、“小报”的产生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者创办的报纸
第三节 日本近代报业经营方针的变革
一、报道本位主义的确立
二、营利主义路线的确立
三、报业经营方针的完善
第四节 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
一、“明治维新”时期宽松的办报环境
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业的统制政策
三、“政党政治”时期的两面政策
四、战前报纸的反体制运动

第二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1931～1945）
第一节 战时传播网络的构建
一、言论立法构建战时传播的生存环境
二、机构设置催生战时传播的管理主体
三、报界参与完善战时传播的结构内涵
第二节 战时日本报界的“转向”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报界
二、“九一八事变”后报界的“转向”
三、难能可贵的反战言论——《赤旗》
四、报界战时体制的确立
第三节 战时体制下的新闻团体
一、同盟通信社
二、日本新闻联盟
三、“满洲国通信社”与“满洲弘报协会”

第三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政策传播
第一节 报界的“满蒙政策”报道及实践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报界的“满蒙政策观”
二、对“满洲国建国”的报道
三、对“满洲移民”的报道
四、对国际联盟“满蒙决议”的报道
第二节 报界与战时思想统治
一、对思想统制事件的报道
二、对法西斯恐怖事件的报道
三、战时报界言论镇压事件
第三节 报界的“大政翼赞体制”报道
一、赞“大政翼赞体制”的发端
二、助“大政翼赞体制”成长
三、挽“大政翼赞体制”败局

第四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战争宣传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战争宣传
一、歪曲报道事变原因
二、大肆渲染“爆弹三勇士”
三、不遗余力的宣传攻势
第二节 全面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
一、颠倒黑白的“卢沟桥事变”报道
二、南京沦陷前后的新闻报道
三、支持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报道
一、战略进攻时期的陶醉式报道
二、战略防守时期的欺骗性报道
三、战略溃败时期的虚假性报道

第五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后方动员
——以“国家总动员”为中心
第一节 国家总动员体制
一、国家总动员计划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展开
三、国家总动员的作用
第二节 国家总动员的急先锋
一、粉饰《国家总动员法》
二、大力宣传“精动”
三、全力落实“物动”
第三节 致力于后方国民动员
一、国民征用
二、女子挺身队
三、学生动员
第四节 无所不至的新闻触角
一、极端的“奉公”报道
二、派遣“笔部队”，塑造战争文学
三、力倡结婚报国和生育报国

第六章 战时日本新闻人物研究
第一节 战时情报组织的主宰者——绪方竹虎
一、报社记者时期
二、《朝日新闻》“笔政”时期
三、情报局总裁时代
第二节 德富苏峰与大日本言论报国会
一、德富苏峰的报业实践
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
三、德富苏峰的“言论报国”
第三节 战时报界的反抗者
一、菊竹淳
二、桐生悠悠
三、其他

终章
一、战时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
二、战时日本报界的作用
三、战时日本报界的特征
四、日本报界纳入战时体制的原因
五、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的冲突
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日文报刊
日文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