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政治世界批评的重建》：
即使是哈布瓦赫，当他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的时候，他的话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二元对立思维抛弃：不存在个体记忆之外的群体记忆，尽管记忆的最后承载者（记忆的人）永远是个人，但群体的心理框架却内在地“植入”了这个貌似个人的记忆内部。当然，哈布瓦赫没有强诃另外一点：所谓的集体记忆框架对于个体记忆的“植入”，不可能是彻底的、绝对的，个体记忆中总是存在“溢出”集体框架的“漏网之鱼”。作家、艺术家毕竟是一个个的个体，他的写作如果不甘于简单机械地复制抽象、空洞的大历史，那就只能从自己的私人记忆（小历史）进入。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是这私人记忆中却存有大历史的折光效果，所以它隐约透露出时代的端倪，却更多展现出人类的心灵”。
不仅对个体记忆不能进行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对文学、文学性记忆也是如此。如果认为任何文学书写都是对个人“原初经验”的书写，都会“自动地”与集体框架划清界限，都具有一种“开新”能力，那么这种纯粹本真的、本质主义的“原初记忆”书写就是虚构的理想类型。把这种未经论证的推断运用于“文革”小说，就会天真地认为所有…文革'小说所书写的记忆，只能是一种文学性记忆“。且不说这个论断明显违反了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高度模式化的事实（这点许子东的著作已经做了强有力的论证），而且即使是与新时期主流的”文革“书写（所谓”老干部的'文革…、“知识分子的'文革'”、“知青的'文革”'等等）不同的另类“文革”书写（大都出现于90年代以后，比如曹文轩的《红瓦》、《草房子》，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等），虽然代表了一种儿童或少年对于“文革”的另类经验（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逃学，打群架，性意识的萌动等），也并不是什么与集体记忆完全无关的神，秘个体记忆。恰恰相反，它是另一种集体记忆，它之所以能够在公共领域出现并成为思潮，同样是因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在90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书写框架之中，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像逃学、旷课、男女早恋等经验，完全可以被置于不同的解释和叙述框架中得到叙述：既可以被控诉为荒废了学业和前途，也可以美化为摆脱了官僚体制化的学校规训——就看你接受哪个解释框架，而对于解释框架的接受，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集体社会文化潮流的牵制和引导。因此，一方面不要对“集体记忆”做一元化、僵硬化的理解，好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无差别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也不要设想什么完全非社会化、非集体化、远处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个人记忆、原初记忆或诗性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远较这种理解复杂，它们之间充满了对话协商、相互建构的关系，对抗中有共谋，共谋中也有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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