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曾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高中肄业后，辗转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小学、中学，并励志苦读，精研学问。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为学界推重，转入大学执教。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书院。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一生著述，广涉经史子集，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凡一千七百万字。

略论中国史学（节选）

即如中国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从无知者。西方史学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谁始用石用铁，则可不论，惟知其时代之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则已。中国人则不称巢居时代、火食时代，而必特举一人以为此时代之创始，此即中国史学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证。

中国人论人，则必分好坏、善恶，即“君子”“小人”贤奸之辨。善人君子贤人固得见于史，而小人奸恶亦得入史。如夏、商两代，禹、汤固必详，而桀、纣亦必及。其他帝王，或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载。近代人重多数，其实一部美国史，开国以来两百年，总统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详者何啻亿万倍。是西方史学亦重少数，惟贤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为意。

人分贤奸，斯事有褒贬。“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史之褒贬，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齐崔杼弑其君，齐史臣执笔直书，而见诛。其弟承袭史官位，又续书，又见诛。第三弟再续书，乃免。有史臣在野者，闻其事而来，则史笔已定矣。当时列国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职世袭。周之东迁，天子声威扫地以尽，而史官守职，执笔直书，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齐史之所为者。其实齐君亦非崔杼亲杀，而终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此乃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然当时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见，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职，乃因鲁旧史作为《春秋》，褒则褒，贬则贬，游、夏不能赞一辞。此可谓由孔子之《春秋》而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岂孔子之自我创造乎！

今试舍《春秋》而读《左传》，此乃集合当时两百四十年列国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记载，而汇以成书。而其人物之贤奸，人事之褒贬，亦已至详具备矣。孔子当亦对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继《左传》又有《国语》，有《战国策》，此等书皆不知出于谁何人之手，惟知其决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载人物多无职无位，而贤奸褒贬，则既详且备。其事则亦多无关于君国之大，此皆中国史学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时随人而流露，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有。近代国人读之，则曰此乃封建社会事。如读崔杼弑其君，则谓此乃专制政治下尊君观念之表现。则试问何以在封建社会之上犹得有专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西汉司马迁作为《史记》，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记事多采之《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有取舍，又有增益，兹不论。姑论其载楚汉之际，乃及西汉开国后事，则所略而不备者多矣，而乃特载田横其人与其事，此亦特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处。至于汉之立国，是否为一帝国，汉之为政，是否为帝王专制，此皆可据迁书而论定。今人则必依据西方史学观念与成语来加之中国史，则迁书亦可束高阁矣。

序 / i

略论中国宗教 一 / 1

略论中国宗教 二 / 11

略论中国哲学 一 / 22

略论中国哲学 二 / 30

略论中国科学 一 / 42

略论中国科学 二 / 53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一 / 68

略论中国心理学 二 / 84

略论中国史学 一 / 101

略论中国史学 二 / 111

略论中国史学 三 / 125

略论中国史学 四 / 138

略论中国考古学 / 155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一 / 166

略论中国教育学 二 / 177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三 / 186

略论中国政治学 一 / 190

略论中国政治学 二 / 201

略论中国社会学 一 / 210

略论中国社会学 二 / 221

略论中国文学 / 238

略论中国艺术 / 250

略论中国音乐 一 / 267

略论中国音乐 二 / 276

略论中国音乐 三 / 283

略论中国音乐 四 / 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