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的技法被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或社会目的。詹姆逊认为这种形而上的看法与社会批评不是不相容的，在萨特的《恶心》中就有两种方法结合的实例。这样实例与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是不会相一致的，因为，对他来说，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是一种口实，以便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更新感知。以此来推断，“事物的先后被颠倒了过来：一切事物——人格，社会意识，哲学——都是为文学作品得以产生而存在的”。这显然有力地批评了形式主义将一切都视为形式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观点，詹姆逊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德文“Verfremdungde”的字面意义也是“陌生化”，与什克洛夫斯的俄文对应词相同）理论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布莱希特的理论的独特性在于，以一种新的方法沟通了社会与形而上的两方面的对立，并使人们对这种对立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转述布莱希特的基本观点说，社会与形而上两方面的最主要的区别不是事物与人类现实之间的区别，也不是自然与人工制品或社会制度之问的区别，而是在于那些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没有历史可言的事物与那些被认为是随时间改变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历史性事物的区别。习惯产生的结果使我们相信现时的永恒性，并加强于我们的一种感觉，即我们在生活中的事物与事件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永恒的。詹姆逊进而得出结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的目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目的。”这里他指出了形式变化的旨归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文学形式的嬗变体现出了这种思想：“你认为是自然的那些事物与制度其实是历史的：它们是变化的结束，它们本身因此也是可以变化的。”与此相反，什克洛夫斯基则把文学变化当作是一成不变的机制，认为它在任何时间场所都是始终如一的。这种静止的观点遭到了詹姆逊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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