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D.彼得森（Roger D. Petersen），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毕业。彼得森主要研究领域为冲突和暴力、比较政治，特别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在东欧。他写了多本著作，包括有《抵抗和反叛：来自东欧的教训》（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了解种族暴力：恐惧，仇恨和憎恶——20世纪的东欧》（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干预：冲突的情感策略使用》（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彼得森主讲的课程涉及内战、族群政治和军民关系。
　　
　　汪伟全，1975年生，江西人。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先后主持国家哲社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十多项课题。累计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三部。其中，《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治理：基于消极竞争行为的研究》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作类）。
　　
　　何津，女，1975年生，江西人。2008年起任教于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比较文学、翻译。

　　《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阐释了普通民众是如何卷入反对强权的抵制与反抗的。《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显示了一系列的因果力量——社会规范、焦点事件和理性的谋划——是如何驱使个人进入消极抵抗角色，并在下一阶段参加以社区为基础的反抗组织的。《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将这些运行机制和可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何种类型的社区和社会最有可能形成和维持抵制与反抗活动做出了推论。

　　★在这个用创新性方法认识立陶宛具体历史案例的研究中，罗杰·彼得森重点聚焦于个人和地方社区。他巧妙地为更为精确细致地理解暴动和反抗的动力学指明了方向。
　　——维加斯·加布里埃尔·李乌列维修斯，田纳西大学
　　
　　★《抵制与反抗》是一部一流的社会科学作品，会受到人们长时间的广泛欢迎。它提出了一个简单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弱势群体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反抗他们强大的压迫者。另外，彼得森还用这一理论讲述了立陶宛在20世纪40年代抵抗纳粹和苏联，以及20世纪80年代抵抗苏联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
　　
　　★这是一项关于普通民众如何反抗和抵制压迫政权的杰出研究。通过聚焦立陶宛以社区为基础对苏联和德国占领的抵抗，彼得森赋予他复杂的理论架构以鲜活的生命。这是最好的政治学。
　　——拉斯玛·卡科林斯，伊利诺伊斯大学芝加哥分校

　　《剑桥·公共安全管理译丛·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
　　机制
　　社区的弱化、企业的相应发展、通信的新可能，这些变化影响着四种关于从0移动到+1机制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到达临界点的方式。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在早期阶段的比较研究中将被重新讨论。
　　在之前的章节里，矛盾的形成和人民感到国家的不公正分层是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东欧也是多民族政治分层，最终，虽然由苏联人当权，但他们通过底层公务员和主要国家中的党员们来执行权力。战前时期的最大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德国人，已被杀害或驱逐出境。同时，国家边界已被转移，只留下同质人口。苏联人在分层的顶端成为了“看不见”的主人，但可以感知到的分层也包括了地方党政精英，其后才是社会的其他人。然而，这些人依然忍受着实际上的由外族人主导的不公正分层。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立陶宛发生的示威活动中，在苏联阅兵式上人们高呼“占领者”。显然认为掌握主权的人并不是自己的同族人。反过来，憎恨的形成仍是相关的激励机制，有相同的接受风险和降低阈值的效果。
　　虽然他们的角色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焦点机制依然是将憎恨转为行动的关键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的事件中，文化象征的规模被用来解释快速的并且是近乎于全民的，从中立到消极抵抗苏联的运动。祷文、歌曲、历史和故事都是开启抵抗行动舞台的重要部分。相反地，对抗德军占领的行动是缓慢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相对较小规模的，并且是一般性的反德军的符号。
　　20世纪8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像纳粹和早期的苏联政权那样，使用威胁和驱逐的方式。由于相对低的风险以及更好的信息获取渠道，用符号“代码”来进行交流变得不再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焦点机制依旧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像早期，示威游行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集合，而焦点事件带来了这种消息。持不同政见者在组织集会时有限的领导作用加强了这种需要。只有在抗议的最后阶段，当需要与当局进行谈判时，长期的不同政见者的领导角色才被显现。在风险最高的时候，集会不是精英领导，也不是由精英推动，集会有自己的生命和组织。如图2.2所示，符号机制被认为在两个层面起作用：第一是历史文化，第二个是源自于自身目的的精英推动。与此相联系一个主要观点表明：在一个高度专制的政权中，如果没有精英的领导，但符号集足够丰富，运动也可以移到+1。共产主义的传统和特有的传统，充满了纪念活动的过程，为运动提供了一组丰富的焦点机制，从而即使没有精英的领导也会发生大规模抵抗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从事大量的反共事件，策划游行和参加集会来反对共产党统治。反过来，这些集会提供了之后要讨论的，隐含在基于阈值的信心博弈中的成员信息。
　　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憎恨的形成和焦点事件扮演重要角色，但并没有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位奖惩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东欧并不是由强大社区组成的。因此，在推动个体从0到+1时，寻求地位奖惩机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缺少面对面接触的社会通常不会对成为一个“胆小鬼”进行严厉的制裁。当邻居之间从不见面和交流，为什么一个邻居应该遭受另一个邻居的制裁成本？否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眼里，“英雄”的价值比在亲密和长期存在的家庭和公共协会的眼里更低。对于潜在的领导人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运作而言，英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弱小社区中，英雄的地位不能如此简单地翻译成当地的影响力，例如过去的强大社区。东欧不能因为没有冒险反对现政权而相互谴责。事实上，在早期高风险阶段，那些抵抗运动的推动力可能被视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做白日梦者，他们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显然，地位的收益或损失并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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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目录
表格目录
序言
1 引言
2 机制和过程
3 立陶宛，1940—1941年间
4 城市社区的抗议：领导才能和集中化的作用
5 德军占领立陶宛
6 战后的立陶宛
7 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比较
8 改革时期的抵抗
9 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
10 结论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