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当属于光远。作为后学，邓伟志说道：“我在学术上无法同于老相比，可是，我在学术上同于老又有些相像之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受于老的影响太大了。”欲问“影响”何处？即“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勤奋好学，笔耕不辍”。邓伟志举出一例：于光远“嗜书如命”，为了借一本书读读，费尽心机。他读书破万卷，是标准的“采了百花再酿蜜”。在他身上读与写的比例是百比一、千比一。邓伟志说，从他的“读写比”始知什么叫理论深度和高度。深度不是自吹的，只有把头埋在书堆里，才能深；高度也不是捧出来的，只能是站在一位又一位学术高人的肩上，做到像杂技的“叠罗汉”那样，才能高。
至于第三位，邓伟志说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他的特点是“敢说真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年，邓伟志他们跟随曾希圣到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搞“四清”，曾希圣化名“余勉”，公开身份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在孙桥，“余教授”和司机两人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超过20平方米的茅屋里。可是，白天在屋里找不到他；晚上，屋里又常常坐满了人。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喜欢往外跑。孙桥大队共有15个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认识“余教授”。按照上级吩咐，“余教授”出去要有人陪同、照顾。但“余教授”很喜欢甩掉陪同人员单独走出去，看饲养场、电灌站、自留地，找干部、社员谈话。当警卫员向他提意见时，他笑着回答：“到了孙桥，你们都是工作队员……”他单独跑生产队，可以说是“随机抽样”，他说：“不要以为住到了队里就是深入了。深入是过程，是学问。”说起来，邓伟志有过亲身经历：邓伟志有段时间兼任他的誊写员，一次曾希圣要他写阶级阶层状况的调查报告，邓伟志写了交曾希圣修改。曾希圣修改后，邓伟志再誊写清楚。正誊时，一位复旦大学的女队员来大队部送材料。她问邓伟志在干什么，邓伟志说誊写曾老的修改稿。她问：“曾老的文字水平怎么样？”邓伟志自不量力地给她吹开了：“这份报告中，‘曾中有邓，邓中有曾’，我已誊得差不多了。你能有本事看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曾老加上去的吗？”她接过去辨别，不一会，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一句很深刻，你写不出。”邓伟志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曾希圣写的：“这是辩证法加给我们的困难。”邓伟志想，这般富有哲理的句子，确实不是我邓某这号人所能写得出的。在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后，几十年来，邓伟志不知把曾希圣的这一警句引用过多少次！
“学术之路并非是平坦大道”
邓伟志是我国第三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持续几十年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进行不懈而深入的研究。若要划分的话，邓伟志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60年至1976年前后，是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阶段，以自然科学为主；1976年前后至20世纪末，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妇女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2000年至今，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不过，邓伟志说：“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社会学下有170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他冷静而幽默地评价自己，若把22卷的全集各卷加在一起，“其总和还够不上社会学分支学科数的一个零头。媒体上称我‘社会学家’，我实不敢当，充其量我是‘家’字下面那个‘豕’身上的一根毛。”这并非自谦，20世纪60年代，邓伟志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的学术理想是按前辈学者、领导的培养目标当一名“冲锋枪”式的杂家，但“文革”的爆发，改变了邓伟志的人生命运，准确地说，这场“革命”，使邓伟志经受困惑、磨难、厄运，更多地学会独立思考、敏锐观察，出现“遵命文学”转向“自觉文学”的人生拐点，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之路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荆棘的崎岖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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