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佛教影响的梁任公无疑倾向唯心，但也不忽略心灵运作的物质基础，他说“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他更积极地强调“非唯”，“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一‘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非唯”主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有两个具有导向作用并相互影响的潮流，一为中西的接触与交融，一为经史易位，或说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中心化。这两个趋势体现在清季的“史界革命”或“新史学运动”之上，因而开创出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当时中国的学者或是通过外文书刊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或是以新观点编撰“中国通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来参与新史学的建设。其中自命为“新史氏”的梁启超大力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及其后所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1922）、《什么是文化》（1922）、《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等文，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有关梁启超的“新史学”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向等课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许多学者都指出梁任公新史学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批评传统史学的缺失（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另一方面也积极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澄清了“史料”的性质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二是重新梳理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

再者，亦有学者指出梁任公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在《新史学》的阶段，任公运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单线进化的框架与“文明”的视点，建立起具有政治意涵的“国民史学”，就此而言，新史学与他的“新民思想”“国家观念”是相互配合的。至晚年成熟期，受到欧战后西方对物质进步、科学万能等价值之质疑，梁任公放弃单线进化的观点，注意到文化的多样性，也更为肯定本土文化的意义。换言之，在这个强调多元发展的新世界史观之下，中国不再是一个不如西方的落后者，而是一个有价值的、平等的参与者。这也意味着梁任公思想之中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调和，他指出“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这样一来，历史可为“国民的《资治通鉴》”与“人类的《资治通鉴》”。

梁任公无疑在“带领着中国史学步上近代史学的正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主张以科学、实证的方法作为获得客观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之保证，成为近代中国的“科学史学”“实证史学”“客观史学”的先驱之一。他的这些见解是如何产生的呢？多数学者都强调他在早期受今文学的刺激而接受进化史观，并受到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浮田和民等人的影响，乃奠基于进步思想、民族主义与科学方法之上；至20世纪20年代成熟期的想法则主要源自西方兰克史学。关于后者，杜维运说得最清楚，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史料的分类、阐释与史迹之论次，都有独特的看法，能言数千年来中国史家所未及言。然梁任公的突破性言论并非“全出新创”，而是大半受到法国史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在1897年所著《史学原论》，以及德国学者伯伦汉在1905年刊行的《史学入门》等书的影响。

伯伦汉与朗格诺瓦等人均为兰克史学的代表学者，强调对事实的考证与批判，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观点都表现在梁任公晚期的史学思想之中。然梁任公所引介的兰克学派的史学，受到19世纪下半叶“史学科学化”风潮以及民国初年科学主义的影响，突出其实证主义的面向，亦即兰克作为“科学历史之父”的角色，而忽略其受到历史主义（historicism）、国家主义与基督教之影响的面向。例如兰克所谓“国家是历史的目的，国家对个人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组织之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人类历史是上帝意志的实践”等观点均不受重视。诚如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所指出的，这样的误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学界很有代表性，“在美国他［兰克］被片面地理解为实证研究倾向的先祖”。此外，实证面向的兰克史学与清代考证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这也促成兰克“科学史学”的东渐。

近代中国其他的历史学者在引介兰克史学时，也多半与梁任公类似，把兰克学派视为实证史学的代表。例如，留学德国的姚从吾就说兰克“批评史料的方法对于近代史学的贡献，异常伟大，不愧是当年应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开创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亦有兰克的影子，但是他所强调的也是实证的部分，而不是受到德国哲学传统影响的历史主义的部分。

梁任公史学思想的渊源除了实证主义面向的兰克史学与进步观念，亦有其他的西方知识。孙隆基指出，梁任公在《新史学》阶段受到法国心理学者吕邦的国民心理学与维尔康特的“自然种族和历史种族说”之影响；其20世纪20年代史学思想的渊源则有西方哲学、心理学的背景：

梁启超历史哲学中很重要的“心力”概念，很可能是来自柏格孙（按：梁任公译为柏格森）——在此哲学体系里，以时间为形式的意识流是创造的泉源，创造出来的成果僵化成制度才是流于“空间化”。梁氏从史迹中看出“人格”的作用，亦有詹姆士心理学的影响。

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梁任公又提及他受到以立卡儿特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与德国历史主义之影响，质疑历史之中是否有因果律。他因而相信历史判断，亦即“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他又受到杜里舒的刺激，“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20总之，许多学者似乎都同意黄进兴的一个论断：梁任公史学思想中“西方史学概念林林总总，丰富异常”，而且“终其一生，梁氏的史学虽时有变化，惟总缘西学而发”。

不过有少数学者也注意到梁任公的史学思想不但受西方影响，也具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最早提到这一点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认为梁著虽援引不少西方史学，但也征引许多中国史例，值得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多加注意。杜维运与黄进兴进一步阐发此观点，杜维运认为梁任公不是以西方理论配合中国事例来谈史学方法，而是将中西史学方法作“极和谐的综合”；黄进兴则说，梁任公的成功之处是“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溶［熔］铸一炉”。王晴佳也注意到，梁任公肯定中国史学传统中刘知几与章学诚有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的观点。陈平原则指出梁任公对“史才”的强调，显示“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是相互沟通的，在这方面，梁任公与司马迁、全祖望等人述学文字的传统颇有渊源。

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  1

第一章 导论：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一、前言：“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

二、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第二章  铸造国魂：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

一、前言：从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辩论谈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变”？

三、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四、“中国不亡论”与“国性说”：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五、余论：“游魂说”与“新启蒙”

第三章  宋明理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阳明学

一、前言：儒家传统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二、梁启超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阳明学与梁启超思想的取舍问题

四、小结

第四章  诸子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墨子学

一、前言：清代墨学的复兴

二、《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墨子学

三、20世纪 20年代梁启超的墨子学

四、小结

第五章  西方哲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与康德

一、前言：梁启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学者对梁启超译介康德之评估

三、从“カント”到“康德”：梁启超对康德中国图像的建构

四、梁启超对康德思想的阐释与评价

五、小结

第六章  熔铸一炉：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

一、前言：清季的“新史学运动”

二、实证史学、道德知识与形上世界

三、熔铸一炉：新康德主义与佛儒思想会通下的新史学

四、对梁任公史学思想的评价——代结论

第七章 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以 严复、梁启超与《新青年》的辩论为中心

一、前言：20世纪初有关灵学的争论

二、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灵学研究的兴起

三、上海灵学会的“科学”宣称：科学、灵学相得益彰

四、中西灵学之融通：严复对科学、宗教、迷信关系之思考

五、《新青年》对灵学之批判：科学与迷信之二分

六、思想的延续：梁启超与科玄论战

七、小结

第八章 结论：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附录：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