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曾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任职。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990年代初，亲自组织和实施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创了多项投融资先例，是中国投资方面资深专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社长。张燕冬 《财经》杂志高级观察员、副总经理 。

　　2014年，是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项政策调整、治理思路成型的一年。经济减速与改革加速并行，出口市场和货币宽松面临增长极限，以往的机制激励和模式潜力像人口红利一样步入尾声，环境与规则的约束让投资和消费变得谨慎。就国内环境来说，面对新兴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新的权益诉求，如何走出经济转型调整的阵痛，如何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如何催生新一轮制度创新以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需要注入改革与创新活力，尤其是推进法制经济走向法治社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就国际环境来说，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将外部压力转化成推动内部变革的积极动力，考验着政治决策者的智慧和社会广泛的推动力量。

　　《国家治理与政府转型》：
　　投资机会与风险控制兼具
　　梁信军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国内两大银行的行长，也是最大国有投资机构的领导作了非常好的讲话。我们是一个私营企业，资产规模还很小，我们只有1700多亿人民币，现在投资海外不到10%。目前我们在美国、日本、印度、欧洲和东南亚都有驻在当地的MD投资合伙人。过去几年来我们做了很好的尝试。过去七八年里主要是国有部门主导，未来七八年慢慢私营部门比例会上升，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私营部门跟国有投资部门怎么合作的路径，避开当地的一种反对，同时能够更科学地共同定价。同时，怎么样探讨私营部门跟中国国有银行共同在国外投资方面有所合作，也是降低各方面的风险。我也期待有这样一种更多的协同的合作。
　　我们在海外投资是清晰意识到海外风险，规避海外风险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思考：第一，我只投资能够从中国成长受益的外国项目和外国公司，绝对不会因为它便宜我去投资。再具体讲，我很希望我投资的项目在3—5年后，全球利润30%甚至50%可以受益于中国经济，甚至就在中国产生，这样我对它的掌控会好得多。
　　第二，对于客户文化冲突方面，我们强调我不喜欢做控制性的大股东，即使我是第一大股东我也不要求控制，我非常喜欢做第二大股东，我希望那些能够控制公司的人，可以从公司成长中分享利益，我确保它采取正确的中国发展的战略，这样我跟原来的股东，跟经营团队、跟工会都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之间就非常融洽。
　　第三，控制风险的方式是确保自己的投资进度跟你的能力和团队是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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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创造一个理性的思想市场
序二 改革：行动与韧性
引论 改革与发展：活力与共享
第一篇 全球时局
第一章亚太格局下的中美关系
第二章 全球经济变局与预测
第三章 中国企业的国际突围
第二篇 中国改革
第四章 三中全会政策解析
第五章 金融新政配套实体经济
第六章 财税体制改革再出发
第三篇 公共治理
第七章 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能力
第八章 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
第四篇 市场创新
第九章 信息革命与产业新格局
第十章 中国房地产新趋势
第十一章 重构土地利益分配体系
第十二章 地方政府债与资产证券化
第十三章 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后记： 《改革：从思想到行动——关于改革行动的问题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