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男学生的私函与女学生的公开信
从风气尚称开通的江南地区，回望天子脚下的北京，其在时代剧变中的相对滞后与保守，既显而易见，也很容易被放大。京城其实也在变，只是以上海的眼光来打量，其慢一拍的节奏往往会被误解为凝滞不前。
以女子教育而言，在上海中国女学堂创立6年以后，1904年3月，京城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其恰好是由后文将要谈论的女主角杜成淑的父亲杜德舆在自家宅院中所设，筹建时还计划延聘秋瑾担任教习。并且，在同一年，北京也以同样的时差，晚于上海的中国女学会，产生了小型的知识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秋瑾也成为此社的成员。该社虽然没有嗣后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声势大，但其“以华族妇女有学问者”担任正副社长的做法②，倒体现了京师多官气、重等级的特点，而为后来者所承袭。这也与上海对俄同志女会为救国志士的集合体取向不同。
因赈济美国旧金山地震中受灾的华人，而于1906年组织的中国妇人会，其性质属于以上层妇女为主的慈善团体。因而，次年年初，当江北发生水灾时，该会又义不容辞，出面募捐。其中一次重要的筹款活动，即是春节期间，在琉璃厂售卖《难民图》。从正月初二开始，“十日之间，上下社会，捐集之款，竞得一千余元”①。而此一义卖的发起人，即为杜德舆的夫人黄铭训，其两个女儿、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玉与杜成淑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②
正月初十（2月22日）下午，正在募捐现场的杜成淑，收到了一封由参加义卖的小学生胡润仁转交的信，内附屈疆的名片一张，并注明“字伯刚，浙江平湖县人”。背面有“京师译学馆”的英文名称，因知屈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此信对杜表示爱慕，可说是一封言辞大胆的情书。因这类书信乃私人秘密，很少流布后世，故作为标本，也值得详细摘引。
屈信开头即称：“识君已将一载，清风朗月，我劳如何？胡图天假之缘！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私心欣幸，曷维其已？”行文不免酸腐，然而对于有机会见到杜成淑，确实表示出由衷的喜悦。不过，因为相遇的场合未必适当，便为其后收信人的发难提供了口实。而从杜氏对相识一说的否认，追问“究竟何时通名？何时谋面？何时聚谈”，屈未做答复看，所谓“识君”应非正式相见，最多是屈知杜而杜并不知情。
接下来，这位出身江南、修习英文的大学堂学生，开始批判中国传统隔绝男女的做法。而其说若放在上海一带报刊中，本来并不算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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