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看中国：18世纪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研究》：
从本质上来说，“孔夫子的中国”是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们从那些古老的典籍中读到的中国，完全与中国的现实无关。它被赋予了信仰自由、道德哲学、开明君主政治与重农主义经济的多重意义，其内容涉及世俗伦理、自然神学、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因而它是一个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国形象，“孔夫子的中国”使中国成为道德的中国，它强调的是中国形象的思想启蒙意义。根据周宁的观点，在这一层面上的“孔夫子的中国”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传教士的神学意义。神学的意义在于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精神与旧约神学是和谐一致的，先秦的典籍中隐含着旧约神学的奥义，中国人在理智与道德方面，毫不逊色于西方。这是由传教士们发现的。如前所述，传教士们试图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解读中国经典，认为大多数中国典籍包含对《新约》教诲和基督启示的象征预示。中国文化即使不是来自西方，也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启示而孕育的。1667年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除了格式化地赞叹中华帝国的富强和秩序外，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汉字，从而引发了西方对汉字的研究热潮。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者除了一些传教士，还有莱布尼茨、安德尔斯·穆勒等，后者声称他已经发现了解读中文的捷径。汉字的研究者认为汉语是巴别塔语言混乱前就存在的原初语言，希望通过找到解读汉字的方法来建立一门普世性的语言。不管是用基督教的话语系统解读中国的经典，还是从汉字中寻找到一个普世语言的热情，这些都是来自传教士和思想家们普世基督教的期许。
其二是它的哲学含义，即世俗伦理与自然哲学的意义，其核心的理念是，“中国儒家宽容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的自然神论、道德哲学，与欧洲现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思潮不谋而合，欧洲应该向中国那样，从个人信仰到社会伦理、国家政治，完全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遵循启示宗教。这一层含义是由传教士发现的，但是被启蒙思想家加以引申利用了。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是要提升民众的理性和德行，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抱有绝对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诸如基督教那样依靠神的启示和信仰的宗教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祸根所在。假如更加强调天赋人类的理性而不是宗教的非理性，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混乱和杀戮。在启蒙运动早期的哲学家们看来，孔子的哲学是一种拥有古老智慧的“自然宗教”，正是它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理性原则、道德秩序，从而成就了一种明智、宽容、深厚、淳朴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训导出一个理性、智慧、宽容、仁爱的民族，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那些在四书五经熏陶下的皇帝不是用暴力，而是用爱。知识与循循善诱的劝说统治他的国家与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人第一次弄明白了中国制度之所以有种种的优越性均是因为这样一种伟大的哲学，一种出色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哲学”与“政治”。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和其他启蒙思想家认为这种哲学能够建构一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可以作为欧洲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榜样。更进一步来说，“孔夫子的中国”证实了他们的信念，即确实存在一种非基督教的来自理性的道德原则。
同“孔夫子的中国”一起被启蒙思想家理性化的还有孔子、中国的君王以及其他中国人的形象。18世纪前半叶，孔子成为欧洲兴趣的中心和中国人形象的代表。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说：“孔子成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惟有通过他，才能找到同中国的联系。惟有孔子和经典著作才为人所译，为人所读。”那个时期，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读到：孔子，东方智者，他教导的是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上的政治伦理，他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教育君王的哲学家。关于这位博学圣人的最著名的描绘是他身处于一个放满书籍的书屋中，这一形象最初出现在1687年巴黎出版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一书中，后来经局部改动在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刊物上不断出现。图像中把孔子描绘成在图书馆内的学术先哲而不是在庙宇中的神祗先知，这种描绘显示了传教士是如何强调孔子的理性一面的，这正是启蒙思想家们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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