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吵的间接后果是，秦宗权新近的叛乱威胁了朝廷。设使两人在河南道继续合作，则或许可以防止叛乱在接下来的三年越闹越大；相反，实际上只有朱温在单独对付这些叛乱。如果说有一个单独的事件破灭了唐王朝之中兴希望的话，那么正是这场争端，将唐廷重新夺取控制权的第一步努力消解殆尽。沙陀骑兵和河东镇兵从河南道的撤离，致使东都暴露在叛军面前，长安也在887年六月之前与河南道完全失去了联系。在孤立无援的几年里，朱温幸存了下来，并击败了叛军，借此跻身为河南地区的统治者。此时他的忠心显得对唐廷如此重要，于是朝廷让他放手去做，甚至鼓励其夺取这一地区其他藩镇的控制权。
唐廷依旧对几个藩镇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并选派节度使的僚属，包括判官、推官、大批书记和孔目官。然而，这些僚佐逐渐向各自的节度使敞开心扉，每个节度使都依靠他们开展有效的治理，并尽量满足他们。当他们就任时，节度使便留下其中能干的，对其进行二度任命。只要同一位节度使在任，这些僚佐也会无限期留任，他们会得到升迁，或不必易位而保有厚禄。自从不少藩镇有这样的情况以来，僚佐们并不认为离开藩镇会有什么好处，除非入朝为官。一段时间之后，每位节度使都想有一个靠得住的僚佐群体，从而不必受到朝廷的干涉。因而唐廷对藩镇所施行的行政控制日渐衰微，直至其仅仅变成一种经常为节度使在僚佐中擢用行政人员的途径。
在其他两个方面，唐廷也被迫向节度使们屈服。起初，他们失去了对大量州县的直接控制权，大部分州刺史、县令及其属官的任命依旧是朝廷的特权。但是，这依然成为了一种为节度使们提供训练有素的私人幕僚的渠道。由于节度使任命自己的代理人到州县，这些刺史和县令的权力也有所局限。这些代理人通常会被地方驻防军遣返，或本身就是由地方官请求才被任命的。在这方面，朝廷选任的官员与节度使们的私人幕僚渐渐混同。仅仅一段时间之后，许多节度使即将朝廷选任的州刺史和县令罢黜而任命自己的人，后者多为他们信任的幕僚或将领。
唐廷还失去了对藩镇军队的控制。虽然继续派遣宦官监军（ArmySupervisors），以期他们能够反馈藩帅的忠诚度，但是并不能依靠朝廷的力量给予告诫与抗议。这样，监军不再产生作用。节度使们反而能够与他们拉近关系，并利用他们牟取私利，朝廷机要也能更好地为藩镇幕僚所了解。节度使们遂可在友好宦官的帮助下参与这些机要事务，或在朝廷政争中渔利，从而影响并干预决策。唐廷对行军司马的任命，同样补充了节度使业已庞大而精干的幕僚群体。无需讶异，这些行军司马并不真正被允许掌握任何军权，军权要么为节度使直接掌握，要么属于其任命的指挥使。最终，有两类僚佐日渐重要，并及时转变了唐王朝的权力格局，它们是藩镇军队的都指挥使和节度使衙军的押衙，下一章将对朱温藩镇中的这种发展进行详细的探讨。
朝廷对藩镇的控驭由此成规模地下降，与以往只有河北三镇不同的是，如今有大批其他独立的藩镇遍布全国。控制军阀或许只能依靠官方的“纵横术”，并密谋促使节度使们互相倾轧。通过坚持正统来重新统一整个王朝的想法已被抛弃，此项王朝的责任遂相当于废除。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