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丛书：开卷有益（法治）》：
受命之初，沈氏即上疏：“法治主义为立宪各国着所同，编纂法典，实预备立宪之要著”，并提出具体办法：“一面广购各国最新法典及参考各书，多致译材，分任翻译。一面派员确查各国现行法制，并不惜重赀，延订外国法律专家，随时咨询，调查明彻。再体察中国情形斟酌编辑”。方针方法既定，沈氏便奏请派员考察日本法制，延聘日本专家。沈氏以为，中日文化相通，风俗相近，而“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要“参酌各国法律”，师法日本不失为便捷之径。而为“体察中国礼教民情”，又派员往各省调查民情风俗和商事习惯。在此基础上，新法逐一而立，仍只举其要：
《钦定大清商律》，为有史来第一部商事法律，预备立宪后，据此而成《改定大清商律草案》。
《太清新刑律》。对旧律有五大改革。一为改定刑名，改笞、杖、徒、流、死传统五刑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四种现代刑罚。一为酌减死刑。一为死刑唯一，仅用绞刑。一为删除比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