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的关键作用和权威力量彰显了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所需要的权威管理而非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的片面强调；并由此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相应的改革和变迁，各种因素形成合力，进行制度转换和推进，共同塑造出当前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尤其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最先走出低谷，迅速恢复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表现不同凡响。作为一个政治驱动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后发”和“外生”这两个因素都十分重要。因此，如何唤起共同决心，凝聚大众智慧，运用好后发优势以及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重要的发展变量和风险变量。（二）社会转型的系统性与配套性
三十年来中国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以及对外国际化，并形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各领域的发展主题。
自觉的转型道路与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发展道路相比，前者会给社会转型带来更高的成本、更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西方国家的市场化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因素在原经济体中萌芽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内部引发出长期渐进性的社会变革力量，这种变革对各领域历史传承的破坏和冲击与前者相比要轻缓得多、微弱得多。相反，这种变革在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具有突发性特点，极易导致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巨变，它既不能在完全保持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又不能完全割断或抛弃传统，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都比先发国家要多要大。社会主义中国的后发社会转型的特殊方式要求，转换过程必须具备更加突出的高度自觉性与计划性、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
中国社会转型的系统性与配套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代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各等层面的互动，不断推进与加速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转变。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要求社会结构各方面在认同互动的过程中逐步达到最优化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社会结构各系统之间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作为社会结构整体的根本性变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法制化的嬗变，这些方面的转型必将促进其他方面的社会转型。第四，在市场化、民主化、个性自由的背后，涌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社会群体的流动与分化的不同选择，还会同时出现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相应的变化要素。
从国际视野来看，受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内外环境等影响，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路径依赖性，英美的现代化由民主化和工业化所推动；法国的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的现代化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东亚国家如日、韩的现代化模式与德国相近。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必然要选择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路径。而民主化较之工业化而言，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力都将是更大的考验。中国拥有一个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且精英化程度很高、政治整合能力超强而又具有务实和创新精神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变革条件。进一步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确辨明和处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实现“经济奇迹”之后继续努力实现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精神价值再造等目标，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将继续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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