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近年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主持过多项国内外研究课题或咨询课题。主持制定国内多家城市电子政务总体规划项目，主持完成国家“十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国电子政务法律法规环境研究，著有《界定政府边界》《改革没有回头箭》《公共治理与公共权力研字》《公共治理与非营利组织管理》等多部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行政管理》等各类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
　　
　　吉塞拉·菲尔伯尔，德国施拜尔行政科学大学公共财政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公共行政研究所标杆与绩效衡量研究组协调人，联邦研究中心国际协会（IACFS）副会长，不来梅州最低工资保障委员会主席，多个专家和议会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特别是财政联邦制和政府间关系、联邦制和地区主义、地方金融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公共支出和预算改革、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和养老金；公共行政改革；行政负担削减、影响评估以及中国经济与行政体制。目前她已经出版和发表了240篇著作和文章，并向德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提交了35篇咨询报告。

　　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与德国国际合作交流机构共同启动的“中德公共政策对话”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德方主要实施者是德国施拜尔公共行政大学。
　　《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共收入中德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31篇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中德两国行政体制的介绍和现状分析；二是中德行政体制面临的挑战；三是中德两国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及经验；四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对策。参与《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写作的作者多是长期从事公共行政教学与研究以及政府管理实际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理论造诣深厚，从政经验丰富，对问题的看法有独特的视角。《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内容详实，分析有据，对了解中德行政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德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补助作为向县和其他地方政府协会提供经费的手段
　　地方政府协会自身没有税收收入，其使用补助填补财政能力的缺口。相应而言，其财政能力按照平均补助费率对其组织成员的财政能力总数进行加权计算所得。财政需求通常由居民数量决定，均等化率与适用于乡镇的比率相同。县通常获得一次性拨款和基本拨款。
　　补助作为额外手段，不仅用于向高一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地方收入，而且在政府最基层进行财政能力均等化。补助基数为税收收入能力总数外加成员乡镇在同一年度获得的一次性拨款和基本拨款。在某些州，县级累进补助费率适用于财政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社区。具有更强财政能力和更高需求的乡镇（在多数州仅视为地方政府最基层的财政需求，即使其各自任务可能分配至县级层面）支付更高的人均县级补助，或者对于累进补助费率而言，支付随财政能力增长的居民人均增加金额。因此县级负担和其他补助也确立了提升地方税率和地方税收乘数的激励措施。在此十分复杂的多层次财政均等化计划之后，地方财政在许多方面（财政能力、地方税率）比以往更加协调一致。
　　四、德国地方财政的问题
　　由于大量法律变更涉及地方税收和日益增长的未备付强制性支出的问题，德国地方财政均等化的“美丽且非常复杂的世界”近年来已经承受压力。地方当局的税基，上次的根本性调整是在1970年，已不再适合地方当局的财政需求：财产税基于1964年以来的价值，或者就新的联邦州而言，甚至是1935年，不再是不动产市场价值的适合税种。
　　两次“删减的”地方营业税（1979年工资税和1998年资本交易税的废止）造成不均衡和严重周期性的地方收入，并且仅由少数地方企业缴纳。
　　来自于在税率方面无地方自主权的税收收入分成已经下降数十年。
　　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分成的分配关键是“人为”，并且在社区之间造成不透明的再次分配。
　　增长的强制性支出，特别是出于社会目的，不再能够通过静态的地方税收收入能力予以承担。此外，州和其地方当局之间的税收分成及以此获得的财政均等化计划在过去20年中已遭受数次削减，在此期间联邦州由于90年代后期德国统一的负担和2005年代价高昂的联邦税收改革需要巩固其预算。自1995年起，为支持州预算，一种额外交易税补助已在德国西部征收，以便使得乡镇负担德国统一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某些州（Saar、RP、NW、He、LS）的地方当局反复出现其经常项目的赤字。尽管持续存在的本期预算赤字有悖于法律规定，这些州的地方控制管理机构已忍受了太久的非法情形。在其正当预算中出现高赤字的这些州，为到2020年平衡其预算，现在必须更加努力奋斗并不奇怪。2008和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持续且并未结束的巩固阶段中重创了地方当局。乡镇遭受了所有联邦层级中税收收入的最大损失，大约11.8％；地方税收总收入仅在2012年回归其在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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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篇 中德两国行政体制介绍
中国纵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德国的行政区域史——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专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及政策意义
比较视野下中德府际权限纵向划分
德国地方政府
德国地方财政
德国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成果
地方债务——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地方财政：概要和问题
地方财政主权、金融监管和地方预算规则
中德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支持机制的比较研究

第二篇 中德两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德国的历史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不平衡及其行政响应
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挑战及前瞻
省直管县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人口变化下的地方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及行政组织与合作的
新格局
论县政的内涵及其改革的实质与目标
省管县战略改革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效用分析

第三篇 中德两国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及经验
中国海南行政层级改革的经验及其启示
从“扩权强镇”到“强镇扩权”——成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
成效与展望
完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打造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富阳市县政改革的实践探索
成都农村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实践与思考
地方层面的领土和职能改革——德国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
挑战
领土改革——人口萎缩地区安全有效的地方行政方式
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多层次的职能改革——成功无关合并
德国地方政府的绩效标杆和对比——方式、优势和副作用
城市间合作——共享服务的设计和限制范围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公众参与——从相关人员听证会到
“参与治理”

第四篇 后金融危机的中德行政
体制改革对策比较
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德国行政管理造成的后果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城乡一体化战略与纵向行政层级优化
以财政平衡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德国的实践及对我国的
启示
“省直管县”试点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