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起源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具有天然的合群的性情，但同时“品类相异”是人类的基本特征，亦即每个人所具有的天然特征和禀赋是不同的。这种特征和禀赋，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差异，也有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造成。这种“品类相异”导致单个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自给自足而生存下去，克服生存危机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合作和交换，通过结成一定的团体和组织，发挥群体的互补优势，才能实现单凭每个人所无法实现的生存目标。
　　但结成组织和团体，实现合作和交换，需要一定的场所和规则，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政治共同体为组织和团体的结成、合作与交换的实现提供保障和规范，于是国家和公共政策便应运而生。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和公共政策的产生，与人性的善恶并无多大关系，真正原因在于天生禀赋不同造成的人类品类相异，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唯有通过有规则的合作和交换才能求得生存这一简单的逻辑关系。
　　二、洛克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起源说
　　洛克认为人类的本原状态是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均为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且人们都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和独立地位，任何人都不去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自然的财富为每个人所共同拥有和分享，人们在自然法则和理性光辉的引导下，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和被赋予的能力，都是相同和平等的。
　　但即使是在洛克所构建的这种充满善意和美好的自然状态，最终也逃脱不了由于缺乏利益规则而导致的危机状态。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的自由、独立和平等，使得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裁判者和执行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判断作为行事的唯一准绳和规则，而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判断的左右和决定。但从整体看来，每个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恰恰导致没有了正确标准，个人之间的裁判和情感发生冲突——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或感情乐于接受的，便热衷于此；反之，便疏忽和冷漠。每个人同时也是执行者，这使得当冲突发生时，每个人都有意愿和权力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平等、独立和自由，且对于限制他们发挥这种行动自由的人，通过强力进行报复和反对。最终结果是每个人的正确导致了集体的不正确，人类同样面临生存危机的威胁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每个人都拥有的裁判和执行权力进行有效整合，通过社会契约让每个人都让渡出一部分权利来组成一个代表所有人进行裁判和执行的机构，由这个机构代表所有人行使权利。这就是国家和政府。所以，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人都是裁判者和执行者，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也缺乏利益协调机制，而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
　　三、霍布斯的利维坦起源说
　　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与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的大相径庭。霍布斯所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悲观态度，他认为人性的根本在于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而激情和欲望才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动力。霍布斯所构建的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丛林世界，对这个丛林世界的恐惧和规避，是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学说很好地呈现了公共危机与公共政策起源之间的逻辑关系。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满足自己激情与欲望的权利和能力，且这种能力的差别微乎其微，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所有自然人的欲求。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的生活变得“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自然状态便成了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可怕战争状态。这种可悲的充满危险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危机，要想克服这种危机，便要通过个人权力的让渡来建立统一的政治秩序，由这个统一的公权机构即“利维坦”来限制个人的激情与欲望，保证人类不被自身的激情和欲望所带来的自相残杀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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