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风险。吉登斯把现代性视为一个“风险社会”，反复强调现代社会充满风险。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性降低了某些地区和生活方式内部总的风险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导入了一些先前的时代基本完成或完全不知道的新的风险参量。另外一个基本特征是断裂。吉登斯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以往的社会类型中不断进化而来的高级形式，而把它看作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共同作用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他这样写道：我们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传统秩序的类型。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①
同时，吉登斯还分别在其《现代性的后果》和《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两本著作中按从不同的标准对风险进行划分。第一，通过对现代社会更具体的风险景象的详细考察，勾画了七种风险：（1）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2）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3）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4）影响到几百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5）风险意识本身的风险；（6）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7）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第二，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为基础概括了四个方面的高风险：（1）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引发的风险；（2）贫困大规模发展引发的风险；（3）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引发的风险；（4）对民主权利大规模压制引发的风险。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具有二重性，这种思想不仅向人们展示了风险社会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与危机，同时也向人们指明了要正确合理地认识风险社会，以积极的心态去探索和应对风险。一方面风险社会的存在的确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与危害，主要表现在：风险社会加剧了社会压力；风险社会增加了社会成本；风险社会降低了社会运行效率；风险社会引发了社会不安全感。但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积极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主要体现在：风险社会加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风险社会扩大了人们的选择余地；风险社会蕴含着创新与机遇。
吉登斯特别强调全球化对于风险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不同”，在“传统文化中，没有风险的概念，因为它们不需要这个概念”。①风险有外在风险和内在风险两种类型。外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内在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他认为，大多数的风险属于内在风险，包括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不过在吉登斯看来，风险也并非全是消极的，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社会变化的动力之一。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特性之一。“实际上，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也是难以运转的”。然而，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②
吉登斯认为当前处于“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时期，他关注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极大风险，宣称现代性社会充满错位和不确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面临两个“限度”的问题：一是环境限度，另一个是现代性的限度。基于以上的判断，吉登斯提出了后现代社会的构想，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不是单一的民族的社会，而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详细地描绘了后现代社会的构想的框架：一是修复与重构被破坏的社会团结，重构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二是改变政治思维，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三是发展对话民主与情感民主。四是推行创新型政治。五是建立积极的投资型国家。六是积极解决人类事务中的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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